志在富民:中国社会学的目的

——兼谈如何构建和传播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话语

2018-07-02 10:28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张翼

  到国外去参加学术会议,我经常听到国外的学人评价说,中国之所以能够解决1.7亿流动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险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学人作为智库为政府开出了适当的药方。社会学学人的智库性研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了应有的力量。从话语上来说,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的贡献。与此相联系的是:户籍制度、随迁家庭、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有哪一样不是在社会学的原有话语内涵中增加了中国版的内容?还有一些概念,比如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与社会融入、积分制等概念,不管社会学研究者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语已成为社会学界经常提及的话语与话语体系。

  在文化传播中,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物质文化易于传播,但形而上的观念层文化则较难改变。比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那是不是先讲一些“形而下”的故事更易于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比如给西方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很难一下明白——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明白。但如果讲社会分层问题,讲中产阶层或者讲中等收入群体与橄榄型分配体系,或者讲土地流转与村落的空心化,或者讲我们自己发明的“社会心态”等相关研究成果,或者讲群体性事件、上访、冲突、摆平与矛盾化解、秩序重建与维权维稳等,也易于将中国故事推广到世界。再比如关于社区研究,中国社区的传统与西方社区的传统有所区别,现在我们所说的社区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从理论到行动,这些社会学内容的扩展,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界给世界社会学贡献出的中国智慧。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费孝通所说的“志在富民”,这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地方。我们有了自己的话语,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体系,但希望将这个体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就需要讲策略,通过易于为人家接受的途径与方法传播,这可以事半功倍!

  由此就延伸到研究方法问题。不管是谁做研究都要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这是学人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地方。涂尔干有涂尔干的研究方法,韦伯有韦伯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学界大多数人使用或认可的方法,并以这个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得到了为该方法所支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易于被遵循同样研究方法的人所接受。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方法,就可以在这个方法的路径上开展话语讨论。有幸的是,西方的很多方法,中国人在学习中有了很好的掌握,由此也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了科研生产力。比如原来为西方所推崇的模型演算等,现在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的利器,甚至于有些人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创新使用了这些利器,并通过方法与数据的再生产,建构了新的话语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

  遵循一定的方法,就使社会学具有研究的可重复性。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另外一个社会学家认可,或者被更多的社会学家认可,才能够传播开来,形成为解释力。要得到认可,就需要这种可重复性。就连人类学家普兰查斯也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去一个地方研究了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时间,回来写了一本书,说出了一些研究发现,那其他人类学家去田野调查六个月,回来也应该得出大体差不多的认识,结论才应该是可认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使用西方成熟的一些研究方法,使我们的话语、话语体系建设与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学术之路去讲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方法,也应该鼓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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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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