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与人口研究

2018-07-17 10:48 来源:《人口研究》 作者:刘家强 刘昌宇 唐代盛

  作者简介:刘家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昌宇,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代盛(通讯作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部地区第二次人口红利及其生成机制研究”(14BRK027)的中期研究成果。

  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2000年后社会转型特征明显。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口始终是我国追求发展全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基本国情,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要素。人口科学的本质是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最基本的特征和趋势性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完善包括人口学在内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社会形态变迁引致我国人口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明对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心有了新的判断,在社会转型框架下突出人口发展的政策创新和研究创新作为一个现实性主题受到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尝试回答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体系的基础性问题有哪些,内涵原理和演化规律是什么,哪些视角有助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人口发展这一主要矛盾?

  1 生育政策调整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发展问题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未来,人口政策仍是我国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和调整是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鼓励生育与人口控制理论提出、人口无序增长与人口理论研究停滞、人口严控和调适与人口理论复兴演化到当前的理论争鸣与人口政策理性思考,人口政策和发展范畴已从狭义走向广义、单一转变为体系,人口数量问题的本质已演化为人口发展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这是针对当时人口多、生育无节制、生活难以解决等问题提出的。在这一人口政策框架下,我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目标。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1.05,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状态①。2016年是我国“普遍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两孩生育释放模式倾向于“突释模式”,但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也仅比2015年多增加131万人,总和生育率1.5左右,仍处于很低生育率水平状态。

  极(很)低生育率现象在西方国家出现较早。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到1.3以下,2003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先后进入极低生育率序列。极低生育率现象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包括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对低生育率的模式和原因探索等。在这一背景下,“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理论开始兴起。Lutz(2005)、Skirbekk(2006)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是指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Lutz(2006)等人进一步论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的3个自我强化机制,即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2007年,Lutz、Skirbekk和Testa(2007)对“低生育率陷阱”进行了实证研究。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现实和相关问题的结论,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低生育率问题的担忧,沈可、王丰、蔡泳(2012)就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者要警惕掉入陷阱。我国人口数量是否真的少了,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激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吗?本文对我国人口数量和生育政策做一个基本判断:

  一方面,要正视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事实。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虽然远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增长,2000~2010年我国每年净增人口739万人,2016年“普遍两孩”政策实施后净增人口达到了809万人。21世纪上半叶,我国会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峰值。人口众多始终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较长时期仍然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未来有3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我国生育政策本身是符合基本国情、经过实践检验的结果,不能否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二是要客观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果。我国生育政策实施后少生人口4亿左右,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是要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生育政策对于发挥我国人口比较优势的意义。我国当前人口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已不仅体现为劳动力数量优势和低成本工资优势,更体现为质量优势和效率优势,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人口增长分子效应拉动供需双侧的经济增长效应,更要注重分母效应对资本劳动比率稀释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

  另一方面,要明确稳定适度生育水平的本质内涵。20世纪中后期,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影响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一政策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事实上,控制人口增长只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部分,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口政策更为核心的内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安全阀值进行理性调节。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普遍两孩”政策,这一决定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有一种声音认为,放开两孩政策还远远不够,应该调整到全面放开,这或许会使人口规模继续不恰当的放大。在人口政策方法上,不宜追求激进的突变,要把人口政策置于广阔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下考虑,从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视角研究人口政策问题,这有利于我国人口政策的连续性和人口发展的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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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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