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研究”转换与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更新

2018-07-20 1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田毅鹏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曾极盛一时的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地表达了对这一分支学科的不满,诸如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而从功能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以发展为对象的学科,无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解释,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激烈的批评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认为无论是模式研究本身,还是依托于模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框架,都因其理论体系过于宏大而缺少聚焦,难以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象给出深刻的解说,从而使学科陷入整体无力的状态。但吊诡的是,几乎在发展社会学走向衰微的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性的流失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实社会的剧变实际上已向发展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改善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和理论界说,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需求,切实推进发展社会学获得新的发展,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

  一、“模式研究”的内涵及其危机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早在二战后诞生之初,便是以“模式研究”为其主题和旨趣的。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者看来,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当年辉煌的研究业绩和社会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由“模式研究”而释放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确,在发展社会学的早期,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随后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现代化理论”等,都试图将其理论分析建立在具体的模式研究的经验基础之上,在其发展理论构架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系列具体的经验模式作为支撑。由此,我们可以说,发展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以发展模式研究为核心内涵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正是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并走向繁盛。

  (一)模式研究的蕴涵

  所谓模式,一般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发展社会学研究中的“模式”主要是指通过经验研究及理论化的提炼和抽象概括,形成一种具有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即围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模式”和“替代发展模式”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①为模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注重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认为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②进而引导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形成了发展模式研究的高潮。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中,模式研究之所以居于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在:(1)模式研究的历史性和理论性。发展社会学理论派系所研究和揭示的具体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共性却在于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积淀起来的典型,都有一个起源、形成、发展及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发展模式都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承载和经验性。发展社会学繁盛期所形成的“东亚模式”、“拉美模式”都是如此。但与历史学视角下的发展模式研究不同,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重点关注的主要不是模式和经验的历史叙述,而是通过模式的研究和分析,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使得模式研究具有一种极其典型的理论分析取向。这种理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模式的基本评价和判断。如基于发展主义,其所肯定的发展模式一定是“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③而基于新发展主义,其所推崇的发展模式必定是“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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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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