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八个学科纵览

——2017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综述

2018-08-28 16:55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玉林

  内容提要:

  跨学科的研讨显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环境问题研究,除了基础理论、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外,各个学科的发育状况也有着明显差异,表现在传入的早晚、规模的大小、产出量的多少、在各自母体学科中的地位、与政府的距离和政策影响力以及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性等方面。但也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重要的理论资源、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都主要来自美国;对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的运用通常较为简单而生硬;几乎都没有实现各自追求的“本土化”,未能提出足以反映中国经验及其逻辑和特征的核心概念;多数研究还是低水平重复,部分学科摆脱了边缘地位是五年来的重要进展,没有显著的学术贡献则是十年来不变的事实。与处于胶着状态的环境状况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高层判断相比,这倍显尴尬。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rum shows that Chin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in different subjec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ary greatly not only in their basic theories,core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but also in their development levels,such as time of introduction,scale,output,roles in their disciplinary matrix,their policy influences and pos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s.But they are facing the same dilemma:Major theoretical resources,core concepts and basic methods are borrowed main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The current use of these theories,concepts and methods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hardly "localized",failing to provide enough core concepts to reflect Chinese experience and logic; most of which are still low level of repetition and some subjects have just shaken off their marginal status onl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but with hardly any signific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the ten years.This is more embarrassing compared to the dead heat of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China's role getting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关 键 词:

  环境问题研究/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environmental studies/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localiz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第五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于2017年10月21—22日在南京举行,议题是各主要学科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应邀参会的二十多位专家来自八个学科,大都是各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其中多人担任专业学会的会长。各学科的具体情况将有专文发表,本文仅简要介绍各学科的渊源、目前的建制状况、主要议题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概括其中的重要差异、共性和共同关切,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深化提供参考。

  一、环境史学和生态人类学

  环境史学科的状况由南开大学的王利华教授报告。1972年首次出现于美国的“环境史”概念,直到1993年底才首次为国内学者所获悉,当年由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在中国香港地区共同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①带来了较大刺激,由此开启了国外著作译介和国内的经验研究。2005年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则是该学科正式确立的标志。

  尽管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尚短,但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史学的范式转换: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转向生态环境史。据统计,仅2010年就有20多部专著和280多篇论文问世[1]。而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国内学者出版的著作已超过150部,发表的论文不下于2 000篇;至少已有133项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其中“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等获得其中的重大项目立项,多部环境史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②。此外,有多所高校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定期交流平台则有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学术界合作举办的“东亚环境史学术会议”(2011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近期的经验研究集中于农业与生态环境、水利和水环境、疾病和医疗、灾荒、野生动植物分布变迁、能源、海洋、城市环境史,涉及众多的区域和历史时期,其中古代环境史的研究尤为丰富,也有对美国等国家环境史的研究。

  王利华强调,“环境史研究著述的喷涌而出,表明它已经成为历史学领域的显学,但同时也是一地鸡毛”。首先,是学科边界不清。尽管环境史已成通用叫法,也形成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这一共识,但关于其研究对象、内容和边界都有争议,并受到同样也关注环境的历史地理学、农林史、科技史等传统学科的质疑,而门户之见影响到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其次,是研究细碎化、牵强化,“环境史也像社会史、文化史一样变成了大箩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史”。出发点的不同造成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不同,有人突出历史时期环境的破坏或衰败,有人强调传统思想中的自然保护或生态智慧。再次,是痛感理论、知识和技术的欠缺。尽管环境史研究者已经普遍意识到生态学是环境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面对广阔的领域、庞杂的资料和众多的问题,“方法上生搬硬套,知识上一知半解,对自然科学家有着天然崇拜,造成了历史研究容易简单化、事实陈述容易出现错误”③。他认为,“要做出看起来是环境史的东西,需要设定明确框架,要有建构知识体系的努力”。而他所设定的框架令人耳目一新:要把生命过程当作环境史叙述的核心,环境史学应该成为生命史学。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郝帝文教授(Stephen Halsey,目前正从事中国近现代淮河治理的研究)应邀评论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由于事先未能看到文本,他主要介绍了美国环境史学的思想渊源:它的兴起固然受到当时环境运动思潮的触动,主要学术灵感却源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地理学、人类学和世界历史学在20世纪的结合。其中,布罗代尔以“地理时间”和长时段变迁为历史研究起点的主张成为环境史学的指导方针;人类学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计、文化的关系的重视,启发环境史研究将人类生态系统置于中心;施宾格勒、汤因比和麦克尼尔等人的世界史研究方法,则促动环境史学家将全球视为一个系统,用全球取代国家、民族、阶级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并批评以西方为中心和枢纽的观点。他强调,上述三个领域都带有“文明论”(通常以科技水平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尺)的色彩,而环境史在加以融合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与其保持距离,摒弃了通向殖民主义理论的环境决定论、种族命定论和欧洲中心论,最终目标是通过跨学科研究促进对世界环境长期变迁的理解,并影响社会和环境政策。这一梳理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延伸出来的分支学科,依据研究区域的不同或个人偏好,也被称为民族生态学或环境人类学。据中央民族大学的祁进玉教授介绍,中国的人类学自西方传入后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民族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但建立明确的生态人类学学科意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两项代表性研究:一项是取代了经济文化类型④的“社会文化类型”理论,其中宋蜀华基于对我国多个民族、多种生态和多样文化的认识,提倡民族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并划分出三个主要文化区: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兼渔猎文化区,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而云贵高原是这三大文化板块的交融地区。另一项是尹绍亭对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研究。这种耕作方式早先被视为原始农业或“原始陋习”,甚至是破坏环境的祸首,但尹绍亭的调查发现,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合理有效的生产方式,采取轮歇也即以数年为周期的游耕方式来维持和修复生态,其中砍伐、烧荒都有相应的规则和限度,而小规模与社会关系的结合是关键。这项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成为本土生态人类学的代表,也激发了许多后来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

  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近期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地方性知识与生态人类学的关系,注重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制衡,强调民族文化的生物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并存,提出了度量民族文化适应生态环境的三大指标,即规避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能力、防范风险的潜力和修补资源缺环的能力;(2)民族地区的生计、生境与文化、环境变迁,较多涉及土家族、彝族、苗族等不同民族的生计方式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影响以及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和草场退化(“蹄灾”)的讨论;(3)生态移民和生态补偿问题,前者集中于三江源地区和西南地区,后者较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文化价值评估和生态文化补偿;(4)生态文明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强调构建强制性制度、选择性制度和引导性制度的制度体系。

  吉首大学的罗康隆教授在评论环节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的意见:第一,生态人类学对生态、生计和生命也即“三生”问题缺少详细探讨,生态是生计的来源,结果表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研究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生计和生命需要,应该是今后的主要方向;第二,在引进民族学常用的“生境”这一生态学概念时,需要纳入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维度,如此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并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第三,“三大文化区”之说漏掉了滨海渔猎区,只有将其纳入才能确保对国土空间的完整理解,与此相关,在区域类型之下缺少对样式的研究,同样是游牧,北方蒙古族地区不同于西南地区,其间的族群关系也相异,样式研究可能比类型研究更值得关注;第四,地方性生态知识研究缺乏对每个特定群体的环境认知的挖掘,只有将家族、村落、民族等群体性的生态知识详加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整合人类的生态智慧;第五,生态补偿关系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国内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时漏掉了其中的文化要素,任何地区的生态维护都是长期的,而且靠文化支撑,在确立补偿的要素和机制时必须予以重视,它并非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所能解决。

  关于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可借鉴之处,二人强调了下述方法论视角:从整体性出发,同时关注一个族群全方位的历时性变迁和不同族群文化的共时性比较;兼有主位关照和客位顾忌;依靠田野调查从民间社会获得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更加重视所有学科都要面对的“三生”问题以及人类族群正义和平等性——“不管多达十亿的汉人还是只有数百人的少数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都应该平等”。

  二、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

  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最先传入中国并实现了建制化,与环境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它们都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对污染问题的觉醒和环境保护政策立法的需要而引进,1978年就制订了“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1980年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之下成立“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后来分设为三个独立的分会),此后逐渐形成了社会科学中两支庞大的队伍。

  作为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环境经济学(更宽泛的名称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者广泛分布于高等院校的经济、环境和管理学院系以及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这种状况被北京大学的张世秋教授称为“多线发展”,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者以及环境学背景但吸收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者,其间差异明显。除了美国、西欧地区学术的重要影响外,早期的环境经济学还吸收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经验。最初的推动者大多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定性研究,后来发生了观念和研究重点的转变,逐渐引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通过介绍国外经验推动技术经济的量化(成本—效益)分析。到了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帮助,环境经济学的议题大幅度拓展,包括自然资源核算和环境经济价值评估、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和技术创新分析、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贸易与环境、资源诅咒、环境政策和绩效评估、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失评估、生态补偿、气候变化。

  张世秋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环境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在成为显学,也是一地鸡毛”。缺陷是忽视了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例如,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什么并以什么样的方式表征?制度分析缺少前端研究,集中于制度运行的后果;规范研究缺少扎实的实证研究支撑;很少关注环境政策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成本—效益分析忽视了“谁的成本?谁的效益?”,对“铁腕治污”等强制性措施可能遗留的问题没有研究。此外,重视应用研究,理论归纳和提炼不够,也忽视了学科建设,“实际上大家都在做课题,没有按照预期去做学科建设”。

  她由此主张,在政府的环境保护意愿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回归学术,要看到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它只是提供一个使代价更小的选择方案。但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即便是双赢,也有代价”。进而,在从边缘学科成为“显学”之后,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如何确保有质量的供给从而避免成为简单粗暴的“政策工具”,是最大的挑战。急切地拿出答案可能忽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她还就该学科可能招致的误读予以澄清: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万能,真正优秀的学者会注意市场的弊端、承认政府适当干预的必要性和法律的作用,也注意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有效运作的法律关系、权利的有效界定和政策的有效性。而环境经济学之所以更强调市场价格,是因为价格信号在人的行为选择方面确实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国君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呼应。他认为,“环境经济学相对比较成功,开始进入黄金时代。但是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显得简单化了。好的环境政策一定是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只是在可以选择时提供如何选择的方案。它不应该只研究环境经济政策,而是要研究所有政策的环境费用和代价”。他进而强调,成本—效益分析应该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参与到排放标准的制定过程,原来的障碍是信息不公开,现在逐渐公开了,有了比较充分的数据,今后应该从事更为充分的定量分析。

  环境法学领域的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的柯坚教授。环境法学在国内至少有五个名称,官方的称谓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1992年成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其专业组织有中国环境学会下设的环境法学分会和中国法学会下属的“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而后者地位很高(“新会长是副部级领导,而宪法、行政法等学会的会长才是副厅级”),拥有会员近千人。目前在高校中从事环境法研究的即有400人左右,绝大多数法学院系招收环境法学硕士,另有十多所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样的规模意味着庞大的学术产出量——对中国知网的检索显示,自2001年以来,仅以“环境法”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达137篇。

  根据该学科内部的识见⑤,国内环境法学的研究主要以立法为中心,重在追求法律规则的完整性、形式上的进步性和完美性,大多数研究的落脚点是建议如何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内容涉及已有、应有或可能有的法律制度,而忽视法律的实施效果。在环境法学理论研究中,围绕环境权、环境利益、环境法的本位和调整对象、体系划分等基础理论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其中围绕环境权本位还是环境义务本位问题的争论较为激烈。其他热点议题还有环境司法、信息公开、包括在环境权范畴的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环境损害赔偿、生态文明、对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立法后的评估,而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简直是“如火如荼”——中国知网上的信息显示,仅2015年一年就多达500多篇。

  柯坚认为,国内环境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热点多、对话少,观点多、争论少”,实用主义的应景性、对策性研究较为普遍,“绝大多数人采取了工具主义的路径,认为有效的就是有用的,但有效的可能只是暂时有用,长期来看可能危害更大……许多研究的基调是将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性问题全部内部化,由此改变守法成本高、污染成本低的现状,但忽视了客观现实和有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与之相应,针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尚未形成具有内在自洽性的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逻辑体系,造成对一些基本话语的共识严重不足,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话语体系和理性、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以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写入了“生态文明”为例分析说,“一些北京的老师以为是他们的功劳,但这一政治话语从法律上没办法解释,关于其内涵和外延都缺乏明确的法理、学理的规范化解释。它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对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帮助法官判决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可能只是提高了立法的境界”。基于对国内环境法研究已进入艰难时期的判断,他强调环境法学要“从热知识向冷知识转变”⑥。在环境问题严峻的情况下,“热知识”有助于推进立法、司法实践和行政回应,但法学是追求理性的保守的学科,本质上属于法治的一部分,目的是排除人治、减少行政干预和自由裁量权,环境法学研究应该回到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通常的冷知识的方法和路径,把环境法律问题变为一般法律问题。

  与柯坚的主张相对,担任点评的王文革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则认为环境法研究的热度还不够,“环境法学应该成为超法学的法学,环境法应该超越一般法律。环境法研究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根据环境问题的紧迫性、现实性和环境法制建设的需求来进行”。他同时也强调,该学科的最大任务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还要充分考虑法律与道德、政策、行政技术的关系。

  三、环境哲学和环境政治学

  清华大学的卢风教授报告了国内环境哲学的研究状况。该领域重视整体论、系统论并以生态学为指导性理念的学者往往称之为“生态哲学”,而较多涉及伦理问题的则归属于环境伦理学。与其他学科通常定位于“分支学科”相对照,他特别提醒:环境哲学是涉及哲学的所有领域(包括自然观、科学观、知识和伦理)的整全性学科,因此“不是一般哲学下的二级学科,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该学科学者来源甚广,队伍规模和学术产出量不亚于环境史学,专业组织是2003年成立的隶属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⑦。

  据卢风介绍,国内环境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推动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余谋昌,他在缺少支持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其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影响较大。近期的议题集中于以下诸项:(1)继续围绕自然的价值立场讨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2)环境美德伦理研究,关注生态环境意义上的“何谓好人和如何做好人”,这超越了传统伦理学主要关注行为层面的对与错;(3)对西方环境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和拓展研究,强调它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缺陷是主客二分)下创建的,并非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4)环境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如“天人合一”观念、儒家哲学的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道家的思想和戒杀护生的实践观,等等;(5)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有关,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研究都是热点。南京林业大学的郭辉教授补充说,受“文化自信”主张的影响,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最受重视,其中生态文明研究从党的十七大之后呈“井喷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注重挖掘马、恩著作中包含的“生态人”理念和“自然理论”。此外,还有对自然的权利、动物伦理、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等原有的国外议题的研究,国外著作译介也一直受到重视。在他看来,国内环境哲学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是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走向了社会,成为国家意志。

  针对环境哲学领域“不食人间烟火”的风习⑧,卢风提醒,环境哲学研究应该是直面中国现实和问题导向的,以影响大众并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而不是“在书斋里构造技术性行话”。针对王晓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关心的“你们是在什么层面直面‘现实’?是生态文明之类的一般性概念,还是某些具体问题?环境哲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发展脉络、环境实践有什么内在联系?”他回应道:直面现实不是直接帮助垃圾分类,而是分析主流价值观及其问题所在,如哲学界的主流很少关注的物质主义、GDP至上、科技万能论,也包括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偏少的问题以及制度上既实行市场经济又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格局。他进而强调,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和环境哲学的本土化有着多重面向、多种思想资源,但直面中国的现实是首要任务。

  东南大学的刘魁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对环境哲学研究的反思:讲“天人合一”没有错,但从《周易》的角度不一定准确,它有另一种思维,在天人之间加入了“地”,讲究“天地人”,还讲究周期性节律,使人类生活变得有预测性,现有的研究对此注意不够;环境哲学过于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负面部分,但两者未必都是负面的,随着环境的好转,将来可能会注意到积极的一面,更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值得警醒的是郭辉对环境哲学的“批判性研究”的批判:“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较多,但是对我国社会中资本对自然的肆虐视而不见。环境哲学必须回到其实践哲学的性质、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和出发点”。

  环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由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介绍。他对环境政治的界定是“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性理解与应对”,受此影响,国内环境政治学的议题主要是环境政治理论、西方的绿党与环境运动、国内环境政策与治理、国际环境政策合作。

  在四大领域中,涉及国外的部分有较多的译介,其中他主导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已有十多种著作问世,而他近期出版的三部专题文集涵盖了当代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和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由此“构建了各领域的核心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实现了对环境政治理论的‘深绿'‘红绿'‘浅绿’的立体架构”。该学科的最大变化是经验研究有了较大突破,主题有环境政策实践、围绕县域个案的环境治理、环境正义视角下的环境弱势群体、公众参与和环境运动、邻避运动、中国传统环境政治、雾霾和气候政治、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生态文明以及政体类型与环境治理绩效比较、环境/气候外交、印度的环境政治、美国的环保运动和环境政策。他强调,国内环境政治学不再主要是介绍国外理论、政策和运动的“外来性学科”,国内外的许多的环境政治议题都有值得关注的更扎实的著述,而且相对于欧美主导的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其中不少研究呈现了新的视野和方法。

  考虑到郇庆治曾经在多年前谈到的该学科的诸多问题——比如“国外译丛和评述总体上仍处于文本传播和客观评价层面,依然没有达到对这些成果的同等高度上的综合把握,忽略了它们对我国现实问题分析的理论借鉴价值评估”;“批判精神只指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涉及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与实践”[2]——新的状况无疑表现为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也提醒,一方面,国内学者最关注的还是欧美的环境政策及其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丰硕,“大致反映了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仍然是一个学习者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政治学领域的“体制外”地位尚未改变:“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依然没有建立一个学会,也没有成为法定的二级学科,不能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也影响到学者的汇聚、交流和人才培养。

  南京工业大学的黄爱宝教授对该学科的反思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对环境政治、生态政治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明晰,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及其政治性回应,但政治学显然不同于“政治性”。二是较多关注意识形态,轻视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制度,而过分集中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方面,也与环境哲学的研究多有重叠,模糊了学科的边界。三是如何超越或重塑传统政治学,并实现环境政治学的本土化,这有待于更直接地面对现实的国情,研究“中国式的问题”固然有了进步,但仍然没有改变规范性论述太多、经验研究较少的状况;还要考虑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要关注“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纳入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以直面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问题。

  四、环境社会学和环境心理学

  河海大学的陈阿江教授将国内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追溯到1984年费孝通写下的《赤峰篇》和《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1987年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将人口、生态问题看作社会问题。不过,形成明确的学科意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标志是1998年马戎发表的《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和翌年洪大用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此后美国和日本的少数著述被译介传入。随着研究者的增加和议题的扩展,2006年以后定期开展学术研讨,2008年建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目前较多从事相关研究的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海河大学。

  陈阿江认为,国内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可以概括为“问题论—整体论”和“认知论—行动论”。前者一般是先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环境污染问题,后来逐渐考虑到其整体性,关注制度根源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包括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而“认知论”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强调作为社会事实的环境问题的呈现取决于不同主体的认知,“行动论”则与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知行合一观念和西欧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有关,更重视“建设”。环境社会学研究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体制—机制分析、环境正义或环境不平等问题、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关心)测量、环境污染与疾病—健康风险以及与环境参与、与环境运动相关的环境NGO、环境抗争和邻避运动。

  根据已有的梳理,国内社会学界发表的环境研究成果在2005年之后大幅度增加:此前的十多年间总计只有40余篇(其中2000年之前15篇),而此后的5年间有121篇;2011-2014年出版著作38种、发表期刊论文333篇,另有26篇博士学位论文和122篇硕士学位论文⑨。有学者将其主要的分析视角归纳为“七种理论范式”[3]。或许是这类景象促使陈阿江做出如下判断:环境社会学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分支学科,逐渐成为显学,“我感到这个领域已经不太好做了”。

  考虑到这一学科成建制的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屈指可数,开设相关课程的社会学专业仍属少数以及社会学界的主流仍然很少重视环境问题,不能不承认这个学科的边缘性。中国海洋大学的王书明教授提到了它的内在尴尬:一般只停留在解释和分析层面,在与其他学科对话时缺乏理论框架:“没有野心,缺少像环境哲学挑战整体哲学那样的对整体社会学的彻底反思”;与环境史学和生态人类学相比,它缺少对变迁的关注和经验资料积累;与环境政治学相比,它很少译介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很少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等重要理论;进而,与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相比,它未能变成真正具有影响和特色的本土化学科。

  浙江师范大学的陈占江教授则认为,需要在卡顿和邓拉普的《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发表40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之下反思国内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其缺陷在于:一是学科界定、研究对象和方法都还缺少共识;二是对许多紧要的、基础性的问题讨论不足。摆脱困境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更加策略地开展研究,从政策和运动层面促进问题解决。此外要重视费孝通也曾提倡的“究天人之际”,“将问题放在历史脉络之中、在历史的断裂处追问一些环境问题发生的机制及演变逻辑。这里的历史包括1949年以后的大历史以及老百姓或受害者日常经历的‘小历史'”。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环境要素相关的人的心理和行为。南京大学的耿柳娜教授报告了该学科的源流及其在中国的进展。它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先有少数高校开设课程,随后出现了经验研究。学术交流开始于1993年召开的“全国建筑与环境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两年后成立“中国建筑环境心理学学会”(2000年改称“中国环境行为学会”)。全学科的学术会议则是2010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生态与环境心理学大会,2014年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下设了“生态与环境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这样的脉络显示,国内心理学界对“环境”的理解先是人工物理环境,然后扩展到自然环境。而与其他学科相比,这一学科更注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更关注引发环境问题的主体因素并探寻干预手段。

  据耿柳娜介绍,以“自然环境”为主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在过去十年有了较大发展,目前国内期刊发文量每年可达数十篇,国际环境心理学主流期刊的发文量也在增加;其跨学科特征明显,除了原本与生物学、神经科学的交叉之外,还涉及社会学、建筑学、教育学和艺术学;研究的团队化逐渐显现,“正处于从引入、学习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期”。过渡期的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环保行为研究,包括本土化的行为理论探索、行为测度的量表修订、影响因素分析,其中有研究发现,与环保价值观对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更为盛行;二是个体感知和应对环境风险的差异性,包括风险感知的结构化确立、影响因素、风险感知干预和风险决策研究;三是环境与心理健康研究,探讨特定的环境问题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其中空气污染/雾霾天气与主观幸福感、抑郁、焦虑、恐惧的关联更受重视,而空气污染可能强化“腐败”感知、通过引发消极情绪影响股市行情之类的结论颇有意味;四是少数学者实施的“复愈性环境”的实验研究,例如,利用森林康复和园艺疗法作为干预技术。

  耿柳娜把国内环境心理学研究的不足概括为三点:侧重个人因素、关注静态的原子化个体,忽略了社会制度、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和舆论环境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较多罗列影响心理、行为的特定环境因素,较少分析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多数局限在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和重复性、验证性研究上,缺乏本土化的方法和理论构建,而照搬各种外来的理论和范式往往与中国的实际脱节,也导致研究结论的混乱和矛盾;缺少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中国特有问题的关注,国际环境心理学界探讨的一些问题,如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其心理健康影响、垃圾分类,等等,在中国环境心理学领域明显缺席或寥寥无几。

  北京大学的苏彦捷教授对国内环境心理学现状的评价更显辛辣。她认为,环境心理学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成果尚显零散,“还谈不上一地鸡毛,可能只有几根鸡毛。而且缺乏问题意识,注意到了小问题,但忽视了呼应大问题。”进而,让其他学科关注主体——“讲到环境问题时必须有主体,许多环境问题都是主体带来的”——固然算是环境心理学的贡献,但心理学的症结是过于偏重个体变量,不像社会学那样关注国家/政府、企业、组织等影响更大的主体或行动者。她还提醒,在强调主体的同时也要放眼主体以外的环境,在关注国际前沿和热点的同时要重视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而要考虑如何让环境心理学的微观研究在社会的宏观框架里发挥作用。

  不过,可能是对心理学的研究比较陌生(该领域的学者首次应邀参加论坛)而感到新鲜的缘故,多学科的学者表达了对环境心理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以及从中所获。卢风关心的是心理学如何界定物质主义;张世秋认为环境政策研究与认知研究的结合有助于决策者与老百姓对话;宋国君建议心理学介入生活垃圾分类研究,以便为决策提供依据;王利华则以唐朝官员的处境与其笔下环境的关系(被贬岭南的官员“因其心情不好,描绘的当地自然状况就很差”)为例,强调环境(印象)的好坏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表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应用到历史学。与此相对,柯坚则担忧心理学的走偏或不恰当的应用:“现在提出‘美好生活’,是否可以通过制度手段创造心理学意义上的美好生活?”

  五、差异、共性和共同关切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中可以发现,除了基础理论、基本思路、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的不同,八个学科的发育状况也有着明显差异,表现在传入的早晚、学科规模的大小、产出量的多少、在各自母体学科中的地位、与政府的距离和政策影响力以及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性。从正式发足不到20年、规模只有数十人,到建立已届“不惑之年”、规模达到上千甚至数千人;从仍然未被其母体学科承认,到可能确实已经成为“显学”;从最为“实用”到最显“无用”或缥缈;从基于“影响因子”考虑而将自认为最好的成果投向国际英文期刊发表,到基本上只能关起门来自言自语。这样的差异可谓天壤之别。

  然而,如果回到学术本身的内在衡量尺度,那么可以发现,无论正规军还是游击队,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重要的理论资源、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都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对这些外来理论、概念和方法的运用通常较为简单而生硬,也因此造成牵强附会、隔靴搔痒,甚至相互矛盾;几乎都没有实现各自追求的“本土化”(生态人类学可能例外),未能提出足以反映中国经验及其逻辑、特征的核心概念,遑论“理论范式”;大多数研究还是低水平重复,未能拿出足以让国内多学科同行“必读”的成果,甚至依然缺少国内学者编著的像样的教科书。部分学科摆脱了边缘地位是五年前举办首届论坛以来的重要进展,没有显著的学术贡献则是十年来不变的事实⑩。与中国处于胶着状态的环境状况、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高层判断相比,这当然倍显尴尬。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大家都在做课题”显然位列其中。课题导向的研究暗示“大家都很忙”,“忙”可以解读“心亡”,意味着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有意回避了许多重大问题。

  经由学科之间的对话和相互警醒,从一部分互有交叉和重叠的议题中,也许能找回一些被忽视和回避了的重大问题。就笔者本人的收获而言,逐渐明晰了一幅环境社会学需要面对的方法论图景:超越“环境与社会”的笼统性,从生态学的整体论出发,以动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借鉴“生态足迹”的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崛起”的内外生态环境影响(11)及其传导机制以及长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至少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城市化、消费社会、汽车社会、高能源社会的资源环境代价的把握,并关注其背后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因素(如发展主义和城市信仰,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二是纳入罗康隆强调的生态、生计和生命的关系以及王利华主张的“突出生命关怀、注重生命过程”,从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按照区域(包括国内与国外)、城乡、群体·阶层·民族之间的关系,将环境法学看重的环境权(以及相应的环境义务和环境责任)与张世秋追问的“谁的成本?谁的收益?”相结合,重视各种维度的环境正义、生态交换的不平等和“资源诅咒”,同时也注意中国的区域多样性、共性和差异。这样的思路可能依然停留在描述和分析层面,但必将拓展社会学的环境问题研究空间,也将增强其解释的穿透性。

  最后必须谈到“生态文明”。原以为它不过是有违逻辑和文法的政治修辞,至多是“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同样不合逻辑)理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变种,出乎意料的是,它成了本届论坛热议的话题,从而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著述的喷涌而出(12)形成呼应。据卢风介绍,它最早由一位德国学者在1978年提出,被与工业文明相对照而阐述,但并未引起关注,“今天西方几乎没有人用这个词,中国人研究最多,算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讨论从一个关键问题开始:它究竟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还是中国要建设的“五大文明”(13)的一个构成要素?宋国君提醒,“它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含义很清楚,一是绿色发展,二是污染控制,三是自然保护”,言外之意是指后者。但卢风认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两种意思是混淆的。我赞成将其看作新的文明形态,而不只是工业文明的一个新的维度”。郇庆治则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环境政治,如果大家真感兴趣,想有所贡献,就要加入进来,研究政策的制定、落实及政治动力,还有政治互动,还有怎样的政治架构更适合保护环境,或者能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可能是一个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问题,也是我们组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的原因”。与此相映,祁进玉呼吁对其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罗康隆和王利华都强调,虽然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话语,但代表了时代的呼声,需要学术界积极回应,而倘若它能够成为中国引领世界的新的文明形态,要研究它依靠什么支撑以及主要标识——农业文明的标识是农耕、工业文明的标识是化学能源和大机器——又是什么。

  国内学者们的兴趣引发了郝帝文的感想:我发现中国学者喜欢谈“文明”,而美国学术界尤其环境史学者总是避免提到它,因为它以前是“文明论”的一部分,将文化与大自然对立,并有“落后”“野蛮”等内设的指向,被认为是一种基础性的错误,“但是听了中国学者的发言,我感到也许美国学者应该重新考虑‘文明’这个分析范畴的重要性”。这一提醒也促成了笔者认识的“提升”:确实需要在学术界开展关于“生态文明”的真正对话,包括内部对话和内外对话。

  作者简介:

  张玉林(1965- ),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①会后编辑出版了中、英文论文集,中文版参见: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M].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②此处资料来自青岛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赵九洲先生的赐教,谨致谢意。

  ③赵九洲提到了类似倾向:环境史的学科定位和学术界域模糊,许多学者未能摆脱原来学科的底色;对国外理论、范式吸收较多,本土原创的较少;研究主题狭隘、方法单一、生态学理念缺位;集中于特定区域和时段的环境变迁,并将其分割为气候、水文、植被、动物分布、灾害、地形土壤等要素,然后填充材料,看似全面,实则空泛;环境复古主义倾向明显,过强的环境中心意识和现实批判诉求,把环境史做成了环保史。

  ④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重在生计和物质文化的差异。林耀华同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合著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俄文版刊于《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中文版见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集,1984年),据此分析了中国各主要区域类型的特征及其生态基础,包括渔猎采集、畜牧经济、农耕文化,其中农耕文化又细分为山地游耕、耕牧、耕猎、绿洲耕牧、水田稻作和平原集约型农业。

  ⑤此处综述参照了:李艳芳,王春磊.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义务研究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4):145-154;刘卫先.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法学研究及其转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2-31;梅宏.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与自省[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09-117.

  ⑥柯坚认为,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属于“典型的热知识”:开启了美国的环境保护时代,导致美国淘汰了低成本、高残留的农药,但也因此影响到依靠DDT预防疟疾的非洲,而且书中的有些判断是错误的。

  ⑦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8期刊载的信息,该学会登记会员有160多人,其中骨干会员50余人。

  ⑧笔者在关于首届论坛的综述中曾谈及这一问题。参见:张玉林,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跨学科交流的共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13.

  ⑨参见:顾金土,邓玲,吴金芳,等.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9-35;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J].思想战线,2017(1):78-92.

  ⑩笔者在十年前曾经认为,“从社会科学界的环境问题研究整体来看,经过长达30年的积累,依然没有能够提供一本对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参见:张玉林.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环境问题研究[J].浙江学刊,2008(4):27-33.)基于本次论坛所获的印象,目前仍然坚持这一判断。

  (11)经验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无法支撑它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必然越来越依靠外部的资源环境。但是,这种依赖性的多重意涵和影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12)通过对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和中国知网的搜索发现,到2017年底,直接以“生态文明”冠名的中文图书已有500多种,期刊论文接近20 000篇,博士学位论文也有83篇之多。

  (13)“五大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与之并列的有五大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报告所列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推进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从“生态文明”排在末尾而且总体上是一种技术性表述的情况,很难看出它具有“新的文明”的指向。

  原文参考文献:

  [1]潘明涛.2010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1):48-58.

  [2]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鄱阳湖学刊,2010(2):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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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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