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取向:社会学本土化的普遍性之维

2018-09-11 09:10 来源:《社会学评论》 作者:杨春宇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长期以来惯于用中国的特殊性来为自身寻找合法性,而本文认为应该把这一事业奠基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为此,中国社会学需要走出“民族”和“文化”等特殊性范畴,从“文明”的视角来从事相关研究。“文明”的核心有二,其一是通过反思自身来解答终极问题,产生与现实之间充满张力的理想,其二是社会各部门的相对分化。在文明社会从事社会学的本土化,有希望形成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中国的本土经验将因此具有更大的理论潜力,为丰富世界社会学的理论宝库,促成社会学的多元化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 文明 文化 普遍性

  一,本土化与特殊性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了适应本土的过程。依郑杭生教授的界定,“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 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 ,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郑杭生、王万俊,2000:7)叶启政则认为,本土化是本国学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诠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有一种去中心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在西方形成的学术范式得到反思,一个学科积累的知识得以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地诠释、理解与运用,从而融入我们自身的身心状态。(叶启政,1994)这两个定义一个注重本土情景,一个注重社会学传统的多样化,但放到中国的背景下,都是一样贴切。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本土化或曰中国化在当下的社会学界已经几乎是名正言顺,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似乎是无可置疑,只余下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了。但如果我们仔细分辨的话,不同的意见一直不绝于耳。如果我们将本土化的内涵细分为四个方面的话,将会更有助于分析这些意见。

  第一种“本土化”,指的是将外来概念和理论翻译成本土语言,并在国内科研机构中进行相关的学科建设;第二种“本土化”指的是搜集本地材料,研究本地社会现象,将其纳入已经成熟的国外理论框架下来分析;第三个层面指的是实现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使西方社会学更加适应国情,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第四种“本土化”的目标是夺回学术话语权,实现学术自主。[3]

  前两种“本土化”是社会学进入任何国家都必须实现的题中之义,因此争议较小,我们可以称其为“本土化的弱版本”。后两种转变则在较高层次上进行,涉及到对社会学西方传统的反思和对本土思想的开掘,我们可以称其为“本土化的强版本”,争议多围绕后者展开。赵旭东认为,民族国家本是源自西方的现代现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本土化”其实离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很远。(赵旭东,2001)许纪霖则认为,学术成果的生成有其自身的效力和逻辑,不该以学者的国籍和族别来判别高下,中国学者未必就比西方学者更了解“本土”,遑论“本土化”了。(许纪霖,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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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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