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社会阶层体系再审视

2018-10-09 1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廖靖靖

  城市的深刻变化是唐宋变革的显著特征,也是唐代社会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原因。伴随唐史研究的发展,这一领域成果丰硕,形成开放性的讨论,争论的核心是城市社会阶层划分体系(即划分标准和主体阶层)。近年来,石刻史料的出土与笔记小说的深层解读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案例,使学者视线下移,日益关注中下层群体,理论交锋由制度史、经济史扩大到社会史和文化史。根据阶层划分标准,目前主要的城市社会阶层学说分为“四民”分业、阶级划分、法律特权分类、“市民社会”、“富民”崛起等理论。然而,这些理论能否解析多元且变化的唐代城市社会,需要从社会经济变迁角度重新审视。

  传统的“四民”分业理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层逐渐形成,“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分业是中国传统的阶层划分方式,唐代仍被统治者不断重申,以贯彻国家的农本思想。冻国栋的《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2年第19辑)和《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概述了这一情况。城市中的“四民”反映了人在经济结构中的分工位置,也体现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财产所有权的不同。

  对“四民”的归类和理论构建,在唐史研究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张泽咸在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下划分出不同阶层,将“四民”归位并补充、细化。他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中认为,城市中的阶层主要包括在城市活动的贵族官僚地主、庶民地主、手工业者、个体商贩、部曲、奴婢和杂户。职业结构是社会阶层分类基本要素之一,这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尤为凸显。城市中围绕经济活动、政治管理、文化生活出现的职业是较为固定的,而职业直接影响个体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是决定其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因素。

  阶层的细化是完善结构体系的典型思路,增加阶层准确度则是研究的另一途径。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从官吏家庭背景看社会流动》(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的分类方法兼顾身份性质和职业,搭建出不同的等第框架——士族、小族和寒素。士族是指南北朝旧族、唐宗室、在唐三代为官或者居官五品以上之人;小族是指没落士族、低品豪酋、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寒素则是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可谓前考父祖,现查境遇。与之相异,如果只看个体当时的情况,划分是否更加精确?结合法律规定,李伯重进行了尝试。他在《〈唐律疏议〉中所见的社会等级》(《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和《唐代社会等级的划分与命名》(《千里史学文存》,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中,根据封建特权和基本权利的有无及强调程度,把唐代社会各等级分为拥有无限特权的帝后等级,掌握有限特权的应议请减赎当免者,无特权但有起码权利的凡人等级,连起码权利也没有的部曲奴婢等级。他还认为,细分阶层反而会把法律特权相同的人分割开,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越向前发展,等级结构越简单。陈灵海《唐代籍没制与社会流动——兼论中古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动向》(《复旦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支持这一观念,认为对社会上层的重刑化,将部分人员打压至底层,而对下层轻刑化有助于下层的上升,这使得阶层日趋“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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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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