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视角中的“文化自信”

2018-10-10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怡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概念以来,理论界就此做了诸多探讨。但关于文化的意涵,多数人认为其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面对这样宽泛的界定,社会学尤其文化社会学有其独特的见解。

  寻找文化自信的理据

  文化社会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来自韦伯,二是源于涂尔干。韦伯在个体行动者层面关注有意义的行动,认为文化即为理念,理念型利益会对人的行动起“扳道夫”作用。也就是说,业已内化的观念、价值观等(理念)将对人的行动产生支配,体现“由内而外”(inside out)的文化力量。与此不同,涂尔干认为文化由“集体表征”构成。集体表征并非个体或团体在追逐利益中发展的理念,而是组成社会群体的一种共享标志,具有公共性,如图腾符号、仪式象征、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它们外在于人,让不同个体自觉归顺于集体,形成集体生活,从而彰显“由外而内”(outside in)的文化权力。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分析秉承涂尔干传统,认为文化分析是意义的解释,意义具有公共性,社会共享的意义才构成文化。斯维德勒(Ann Swidler)援此将符码(code)、语境(context)和制度(institution)定义为“由外而内”影响或制约行动的文化权力。其中的道理在:人不可能离群索居,人要成为“群”或“社会”之人,就必须共享或一致认可某些东西;这些共享之物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如符码、语境和制度),表现为文化权力。文化权力因民族、国家而异,形成文化边界及差异性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定依赖其文化权力。反之,一旦文化自信的基础在文化权力,人们就可以在文化权力的运作及其资源禀赋中读懂或彰显文化自信。显然,较之西方国家倡导个体主义的伦理环境来说,在以集体取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征意义公共性的文化权力更容易实现,因此更能凸显自身的文化自信。以下,本文分别讨论三个“由外而内”的文化权力概念,以求为理解新时代倡导的文化自信寻找可能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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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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