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时期的政府与社会

——社会政策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

2018-10-11 09:56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左晓斯

  内容提要: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是经济社会大转折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社会体制创新和社会政策创新可以实现确保需求、劳动力供给、制度供给以及消除副外部性四大目标。转型国家和地区政府社会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寻求经济与社会政策更好地整合,确保新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战略同时具备生产性和社会保护两大功能,而政府在其中担当至为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政府 经济增长 社会政策创新 转折期

   作者简介:左晓斯,1963年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由排斥走向融合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无论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governments),还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只要经济社会运行在正常轨道上,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开支就不会成为核心议题,甚至不会成为争议话题。只有当发展遭遇重大难题或瓶颈必须转型时,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怎样的经济发展(增长)方式以及如何达至这样的社会、如何实现这样的增长等话题才会逐渐变得显明,对市场、政府和社会各自角色的质疑声才会此起彼伏,经济社会政策也因此而受到诘难,使得政府和决策者变得犹疑不决、左右为难。而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就大致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争议期。我们甚至隐约看到西方世界有人重燃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也有人提出这一学说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对再嵌入市场(re-embedding markets)的潜力①。但对社会政策的创新显然不仅仅是复辟凯恩斯主义这么简单。史密斯(Paul Smyth)和布坎南(John Buchanan)曾借用米奇利对战后经济与社会政策关系理解的经典分期,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种政策由依附、分离、对立到融合的变迁。②

  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各国,社会政策被视为经济的附庸和补充。凯恩斯经济学为将充分就业作为社会安全基石提供了理据,而福利国家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为了维持其财政基础,完全就业也是福利国家的必要条件;收入支持计划则是经济衰退期维持就业需求的重要保障。除了与明确提出生产性社会政策的缪尔达尔夫妇(Iva and Gunnar Myrdal)相关联的瑞典经济学派外,很少有人注意到社会服务的经济价值③。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将人力资本开支列为“消费”而非“投资”,社会政策更多地附属于经济政策而不是与之相互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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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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