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深度推进城市化的制度改革

2018-10-24 10:33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 作者:徐林

  我想提出一个深度城镇化的制度改革问题。

  首先从中国目前增长的经济下行压力说起。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分析,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二三百万,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过去5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下降。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是9.3%,但在过去五年这个增速下降到了只有6.8%,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在此不作详细分析。

  根据我们对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一些因素变化所做的预测,未来5年到10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速与过去5年相比不变,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5.8%左右甚至更低一些。那么,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过分下滑,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人说可以更多地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来实现,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实现上述变化并不容易。中国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进一步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这种效率怎么提高?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地区转移、就业和居住。

  为什么这么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因为如果按中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分析,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三次产业中是最低的,只相当于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非农产业就业,就会进一步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我想说的进一步推进深度城市化。有人可能会问,深度推进城市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深度城市化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城市或城镇常住人口的落户和市民化。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是现有2.8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那些已经稳定就业和具有落户意愿的人,应该让他们落户,同时让他们有权利把自己的家属特别是留守儿童也带到城市来。第二,中国现在还有大概八九千万在城市间流动的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些人主要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去就业的人,他们很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但也没有就业所在地的户口,这样的人在北京有很多,他们是很不稳定的一个群体,因为没有户口生活很不方便,抱怨很多。所以,对中国来说,如果长期有3亿多的就业群体因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能享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那这个社会怎么会稳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甚至是脆弱的。

  这样做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过去黄奇帆在重庆当市长时做了很好的尝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重庆解决了300万进城农民工的落户问题,这一改变对重庆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稳定供给起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支撑作用。

  既然深度城镇化就是要推进进城农民工和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那些人落户、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那么应该做哪些制度化的改革呢?

  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我们过去谈的是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在城市就业的人,他对就业所在地所做的经济和财政贡献与有户籍的本地城市居民是完全一样的,有的贡献甚至更大。所以,他们不应该在城市公共服务上受到任何差异性的歧视性待遇。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有了很多尝试和争论,我觉得关键是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使得农村土地的制度可以在稳定保证粮食安全的足够数量基础上,使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使用能够更加符合高效的原则,让种地有利可图。如果种地不挣钱没有人会愿意去种地了,没有人种地就不会有粮食安全,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二是使得退出农民队伍进城的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权特别是宅基地财产权可以有退出变现获利的渠道,或者有长期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样可以使进城农民工的农村土地财产权有一个稳定的受益制度安排。

  三是城市治理要开放包容中国很多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为了减少城市治理难题,目前采取的是赶人的粗暴办法,这是不对的。对一个城市而言,不管城市多么高端,它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之间的协作,才能确保城市的合理运作,这样的城市才会有效率和竞争力。比如说,纽约高不高端?纽约当然很高端,但是纽约也有很多低层次劳动力在为城市服务,为城市高端人才服务。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纽约市政府在改造城市地下空间,把原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地下室进行改造,改造后的地下室可以出租给低收入劳动者去使用。我觉得中国城市也应该学纽约的做法,而不是简单地把住在所谓有安全隐患的地下室的低端劳动力赶出来。

  四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市居民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享受原来的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毫无疑问会增加城市政府和财政的压力。城市政府有能力给这些人提供足够大公共服务吗?重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以的。我个人认为,只要把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做一些改进优化,减少没必要的锦上添花的基建投入和一些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投入,就一定会腾出更多的钱用于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

  五是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城市开发模式中国城市特别是城市新区的开发模式都应该更加集约化。现在很多城市和新区规划面积非常大,规划面积比原有城市上百年形成的建成区还大。但是,它们花了大量的钱搞基础设施,最后开发面积过大,形不成密度,聚集不了产业和人口,所以商业也发展不了,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偿还债务。这样的城市开发模式如果不改进的话,不仅会增加城市的财务和债务负担,还会进一步减少城市政府投入更多公共服务资源更好服务居民的意愿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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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有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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