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

——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城市化

2018-10-30 10:22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作者:陈文琼 刘建平

  内容提要:研究旨在从家庭视角出发,揭示和提炼农民城市化的一般特征、内在机理和发生机制。通过对中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城市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和分析发现:城市化参与的主体是具体的农民家庭;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动力和目标是成为有尊严的、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新市民”;农村正遭遇着全方位资源匮乏,城市化参与的主体正经历着快速的非精英化过程;“非精英化”与“体面生活”成为一组突出的悖论,然而非精英农民家庭正以“家庭发展秩序”化解着这组悖论,非精英农民家庭正广泛地参与着体面城市化实践。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揭示了“家庭发展秩序”及其具体内容——“年轻人发展、中年人支撑和老年人自养”,并指出传统家庭制度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基本制度是“家庭发展秩序”赖以生成的重大制度保障,江汉平原相对丰富的农业剩余是该秩序的重要经济基础。

  关键词:农业剩余 家庭发展秩序 城市化 非精英化 就近半城市化

   作者简介:陈文琼,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与城市化问题;刘建平,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城市化问题。

  1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目标和行动单位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全世界的、具有深刻研究价值的社会过程。学界有关城市化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当前学界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探讨热度,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诸多城市化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深刻又浩大的城市化实践,不仅源于中国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更源于中国特色的制度设置。认真解读当前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实践具有迫切性,因为它是一个关乎9亿农民、14亿人口的重大社会现实。如此便可以假设,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或者至少是与西方既已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不一样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实践,已经呈现出了三种特质迥异的类型,一是以珠三角农村为典型的“农民在地城市化”,二是以城郊农村为主体的“失地农民城市化”,三是广大远郊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因为第三个类型中的农民占我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这部分农民的城市化实践就更加典型,并能代表中国农民城市化的一般模式。本文正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的城市化实践进行分析和探讨。

  既然我们假设了一条不一样的城市化道路,那么就有几个关于城市化的基本问题要重新加以辨析。

  (1)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是什么?抽象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将中国与西方道路的区别直接呈现出来,但在马克思笔下记录的英国城市化痕迹中发现,那是在“羊吃人”的土地私有制里发生的无产化的农民[1]在“生存动力”的驱使下被迫去往虽“不如乡”[2,3]却有生存可能的城市贫民窟;道格·桑德斯笔下的印度农民城市化,似乎是在以极高的人口密度和相对来说更稀缺的就业机会复制英国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干旱贫瘠的土地……过去十年来,这里的农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收成大幅缩水,支出又不断上升,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绝望、负债与自杀……我们不要死,我们宁可住在贫民窟里。”[4]这些颇有影响力的已有研究主张,“生存动力”是既已实现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的内核动力。

  然而,这个动力却并不适用于对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进行解释,原因首先在于农业用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它使得我国的农民并不至于“无产化”到只有“将自己转化为资本的雇工”[1]才能生存;其次在于我国有着相当规模的富饶的农业用地,其中享有“两湖熟,天下足”之美誉的江汉平原尤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农民不会像印度的农民那般绝望,在农民的个体努力与国家的各项惠农支农政策扶持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农村甚至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着虽然有限但却重要的资源。同时,在江汉平原,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农民进城定居生活的城市化实践[5-7],他们进城定居生活均以在城市的非贫民窟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屋为前提,以“能够在城市立足”或者“能够在城市体面的生活下去”为实现城市化的基本要求,追求过上“优于乡村”的城市生活。那么,以江汉平原为代表的相当规模的中国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就不是“生存动力”,而是在“生存满足”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可称这种动力为“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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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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