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筑学术梦:我和社科院的故事

——访著名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2017-05-11 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培

  他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士;他曾在世界诸多名胜古迹前驻足停留,抒发对生命、永恒和美的哲思;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的见证者;他如今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风度翩翩,他淡然地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走过的不平凡之路,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洗涤之后的释然与超脱;他谦虚和蔼,相信没有永恒,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就是著名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汝老师您好,您的求学、工作和研究,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您的记忆中,社科院这40年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汝信:社科院从成立到今天,我可以说是历史见证人。在参加完抗美援朝之后,我就转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1956年,我考入哲学研究所,师从贺麟先生。没想到在这里一待就待到了退休,待了一辈子(笑)!

  那时社科院还没有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去。我就职的中国科学院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分支,最初社会科学方面只有两个研究所,人很少,后来渐渐地建立了十几个社会科学所,进而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部,我们称其为老学部。现在说是建院40周年,如果连老学部一起算的话,应该是60年了。

  社科院的正式成立,要得益于胡乔木同志。他到了老学部之后就向中央建议,将两个科学院分开,分别成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 1977年中央正式批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整个社科院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机构框架、基本体制等等,可以说都是乔木同志当年设计的。到如今,社科院从最初的十四个单位一千多人,发展到几十个单位四五千人的规模,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应该说,现在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以往的岁月,您一定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有哪些事情是让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

  汝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就拿当时最尖锐的住房问题来讲,我们熟知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妻俩,他们当时也是和大家一起挤在社科院八号楼的房子里,甚至困难到乔木同志主动要求腾房子的地步!记得有一次开会,同志们向组织反映从干校回来之后没有房子住,包括很多老同志、老专家,这在当时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乔木同志听到大家的反映之后,主动要求把自己家的房子分些出来,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同志们都反对,乔木同志的房子毕竟也很有限,只能解决一两家的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研究生院也是乔木同志坚持要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同样是没有房子,上课就像打游击一样,经常更换教室。但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我们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不仅培养了一批现在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还有在国家机关担任要职、为国献智的领导干部。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社科院艰苦创业的过程。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科院也是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

  有高原也要有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做了16年的社科院副院长,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总体上您如何评价社科院这些年的发展?

  汝信:就学术来讲,整个社科院总体上发展得还是比较顺当的,我们一直有国家的重点规划项目。当然,现在的学术成果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以前在社会科学方面写篇文章、出版一本书都是很大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甚至每天都出好几本书,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学者的著作,学术成果这方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但是,也应该看到问题。这几年来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感到社科院这些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高原,缺高峰!通俗来讲,就是社会科学总体发展很不错,但是非常突出的高峰还是太少。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有很优秀的著作出来,但是真正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建树还很少。我在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在总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创新、再创新!

  行政方面,我是1982年起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98年退下来的,在副院长的岗位上做了16年。在这16年里,我为社科院三位院长当过副手,他们为社科院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描述一下与您一起共事过的几位院长?

  汝信:乔木同志当院长时,我在哲学所工作。他经常强调,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真正的科学院。社科院跟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等都不一样,它在学术上一定要代表国家水平。乔木同志离开社科院后,还是名誉院长,对社科院一直很关心。在他病危时,我和刘国光同志去看望他,他还再三叮嘱我们:要记住,一定要把社科院建成科学院,科学院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水平。

  马洪同志任院长时,我开始担任副院长。在马洪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建了这栋大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可以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办公,马洪同志立了大功。当时,长安街上要建这样一栋大房子,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引起了很多单位的羡慕。这栋大楼我们原本设计了30层,但一方面由于缺钱,另一方面又缺技术,只能盖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在科研基础建设方面,马洪同志尽了自己的努力。

  接着是胡绳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做学术特别严谨。在做院长之时,他一直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做出来的学术成果要有质量。同时,他还强调研究性和科研创新,对社会科学研究要求很严,为树立社科院严谨、优良的研究氛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是李铁映同志,他把图书馆建起来了。当时,经济所有很多珍贵资料,这些都被收集在图书馆中。图书馆对同志们搞科研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现在的研究生院新址也是他筹划的,这是社科院基本建设的重要事情。铁映同志本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到了社科院之后自己牵头学社会科学,带头做研究,和同志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颇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一方面他确实很想把社科院的基本建设搞好,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也亲自带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说,这些领导都从不同方面为社科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社科院的今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您还主编和撰写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其中不乏像《西方美学史论丛》这样被誉为我国研究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对您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什么影响?

  汝信:我研究美学纯属偶然。上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政治系,主修政治,辅修经济,跟美学完全不搭边。当时,我所在的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没有专门的哲学系,哲学和神学一起教。我选修了一门跟宗教有关的选修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当时上海很出名的徐怀启教授。他本身既是牧师,又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课给了我一些哲学的启蒙,但是美学根本没有碰过。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了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出发前轻装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前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原本我是把它当作提高俄语水平的一个工具,没想到回到后方它竟成了我唯一留下的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俄语单词我都不认识,但就这样半猜着读,竟然被其内容吸引了。这本书也成为了我接触西方美学、哲学的钥匙。所以我常说,我研究美学纯粹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如前所述,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中科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大部分科学家都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院里就组织大家一起学哲学。当时请了很多名家,我们作为行政人员也一起去学,学完之后还要去各个院所讨论、写总结。那段时间算是我第一次集中地学习哲学,这样一共几十讲下来,我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真是应了那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那您又是怎样开始做研究的呢?

  汝信: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我随中科院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派遣研究生事宜,并考察了苏联的人才培养模式。回国后,我们也建立了研究生制度,准备培养副博士研究生(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6年我也临时抱佛脚报考了副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分别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专业研究生,结果同时被两校录取,最后我选择了师从哲学所的贺麟先生。

  1957年,我开始进入哲学所学习,应该算是基础最差的。但正是因为感觉自己太差了,和同学们相比,自己一窍不通——特别是西方哲学,所以我十分努力。我的导师贺先生是学术大家,不仅精通西方哲学,对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史也颇有研究。他就指导我说,学习西方哲学要系统地来学,特别是要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入手。我听取了导师的建议,去看了大量的书来弥补自己的差距。其中,我重点看了不少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评》这篇文章,贺先生看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给我推荐到了《哲学研究》这本杂志上发表。我的第一篇美学史文章就是这样成型的。之后,我才一步一步地深入到美学研究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国内研究西方美学的人不多吧?

  汝信:可以说很少,众所周知的有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大师,他们系统研究过美学。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也做了些研究,但是他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西方美学史。其他的文章就更少了,资料极度匮乏。我觉得既然没有什么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就凭着个人的兴趣来试一试吧。于是,我就在西方美学方面做了些皮毛工作,编了些论文集。后来,又组织我的一些学生编撰了《西方美学史》四卷本,我只不过起了个带头作用罢了。我的几位学生中,有好几位都是研究尼采的,第一位跟我学尼采的就是周国平。他现在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周国平参加了《西方美学史》第三卷的撰写工作。

  在《西方美学史》的编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同样是材料稀缺,因为是做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所以涉及的资料很广,要搜集许多国外的材料,这在当时来讲真是太难了。总之是千方百计要搜集一些资料来做研究。《西方美学史》从1999年开始启动,200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直至2008年6月四卷本才全部出齐,前后历时9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您还是一步步前行,最终成了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学界也把您的学术之路称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您怎样看待学界对您的这一评价?

  汝信:我不太认同(笑)。我现在经常讲,我们社科院是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我们就应该做得很好,拿出来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代表国家水平的,研究的东西应该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其实我个人在学术方面是有遗憾的,因为到院里工作之后,我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做学术研究了。建院的时候,组织上让我分管科研与外事,当时连基本制度都没有,一切看起来只能从头做起。这个事情使我深有体会,制度建立起来非常不容易,如研究课题制、职称评定和学术成果评议制等等,会遭到很多不理解,很多事情要做到基本公平。这些工作可以说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1981年,组织派我到美国哈佛大学交流学习。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院也改变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走向世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国外许多学术机构和基金会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得以了解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并参考借鉴其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推动我院的学术研究。当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社科院的许多学科都是全国领先,但现在很多高校进步很快,所以形势逼人——逼着人要不断地努力!

  我的学术梦在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您退休后的生活?

  汝信:我退休后还在继续做一些之前没有做完的项目。比如我们做的“世界文明”系列丛书。决定做这套丛书,是因为有一年我参加了联合国一个“文明对话年”的活动。回来以后,我发现国内的文明对话研究才刚刚开始,国人对其他文明了解得太少,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着手研究。课题组里的很多同志都是之前研究过其他文明的,大家出于兴趣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加入到课题组里来,后来课题组又发展成了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这是个“皮包公司”,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但是同志们都很乐意去做。

  刚开始研究世界文明的时候,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世界文明也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都涉及到,于是我们把一些主要的文明汇集成12卷,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做成了一套书,后来又做了一套图库。第一套文明大系我们定位是普及性的中级读物,有一定的介绍和延伸,但不是专门的研究读物。令人欣慰的是,有些“文明”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好,比如“犹太文明”,以色列大使馆就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自己买了200本,专门送人以介绍、推广自己的文化。其他的如“印度文明”等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兴趣。

  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系”,已经完成了几卷,还有几卷尚未完成。编撰这套书的很多作者都是已经退休的研究人员,大家志同道合在一起做研究。我们这个研究中心虽然是“皮包公司”,但是还是出产品的,起码为社会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中央对社科院的三大定位是:一、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二、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建院40周年来,社科院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就,在您看来,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汝信: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这主要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我们历届领导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社科院一直以来都是旗帜鲜明的。第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要求的,从乔木同志确立指导思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也听到过社会上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社科院整体科研水平还是高的,但在某些学科领域,那些知名的、权威的学者似乎没有以前多了。我们要努力争取在每个学科都有牵头的人物,还是要加大力气。当然,社科院也不可能在每个学科都是第一,但在一些重要的学科方面,社科院还是应该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发挥自己的长处,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文化方面着重下功夫。第三,智库方面,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投入很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要注意多结合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为国分忧。综合来讲,中央对我们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坚强阵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最高殿堂要加劲努力;智库要切实为现实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正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国际国内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您对社科院以及研究人员有何希冀?

  汝信:我们社科院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之一。我认为,意识形态是最根本的问题,当然,一些具体的工作也要做,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文化自信。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重于泰山的,如果对自己的文化都没自信的话,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怎样把我国的文化推出去,这是软实力的问题。中国文化不能仅靠《红楼梦》等去影响世界,还要用中国当代的文化去吸引人。社科院作为学术单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要思考如何用外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发挥软实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创新。要把希望放在年轻人的身上,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们,他们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积累,要积极发挥其顶梁柱作用。当然,更大的希望是在二三十岁的年轻学者身上,他们有活力、有冲劲儿。要敢于研究一些新问题、重大的问题,发挥我们基础理论的优势,力争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这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

  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与时俱进,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埃及调研时,我被古埃及文化深深震撼,其规模之大、技术之精,是许多国家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为什么那些昔日的文明今天都已消亡了,甚至很多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思考后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埃及文明的衰弱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创造力的衰竭。一旦没有创新,多少年一成不变,尽管过去有多么辉煌,都必将会走向衰落。对个人而言,就是要不断努力超越自我,努力为学科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得太好了!那么,最后请简要概括一下您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来的感受,以及对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寄语。

  汝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就是五个字——哲学是难的。这是我抄苏格拉底的话,他曾在讨论美时,经过再三论辩,最后得出了古希腊的智慧——美是难的,我把它套用在这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不能把它绝对化,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以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多么了不起。我的感受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东西都是一种短暂的价值,没有永久性。当然,有自己的学术自信是好的,但实际上是时代在不断地变化,随着这种变化,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最后用一句话表达我的寄语:衷心祝愿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不断创新、创造新的辉煌,能够为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我的心愿。《中国社会科学报》不仅代表社科院,还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喉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

  记者 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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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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