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与国学研究现代转型

2018-04-16 17: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科吉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大致可分为开创、发展与成熟三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与国学发生了全面接触,并随着对其深度介入而逐渐改变和更新了传统国学研究的范围、理念与方法。

  发现古典文学新天地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开创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因受西方新概念新方法冲击,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出现方法论热潮,一方面也面临着普遍的学科危机。人们不断地从西方寻找理论资源,在尝试了几乎能找到的学术武器后,终究感觉到中西方之间的种种隔膜,以本土材料印证西方理论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学术需要,而以西方理论的手术刀解剖本土案例也并不顺手。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叶舒宪编译了《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对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进行重点译介,由此,“神话”和“原型”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并引发“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热潮。

  在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习惯上把传统文化典籍归入“文学作品”范畴,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也习惯性地在“神话”中寻找“文学”。当然部分原因可能也要“归咎”于弗莱本人,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就为文学研究的范围划定了一个“文本”的界限。尽管在《伟大的代码》一书中他强调其副标题为“圣经与文学”,而不是“圣经中的文学”,并反对在圣经神话中寻找文学故事的做法,但这似乎并没引起我国学者的特别注意。

  问题是,与西方完整而系统的神话文学相比,人们感到中国神话材料和资源的“匮乏”,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西方理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但是少数探索者终于认识到所谓“神话”不仅是文学故事,它还是原始仪式的伴生物,带着古老巫术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神话意象背后的“神话思维”(或称“原始思维”“仪式思维”等),是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潜存着丰富的文化基因,那些原本被视为“谬悠缘饰之书”的如《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在中华文化遗产中完全应该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一个比“文学”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值得研究的领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原型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当其“旅行”到中国后,却引导着一些学者逐渐走上了以民族神话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之路。“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堪称这一研究方法结出的硕果。因受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的巨大启发,以及顾颉刚、闻一多等前辈学人的实践操作和研究成果的鼓舞,萧兵的楚辞神话研究在传统文字训诂的基础上,加以大量的民俗资料作比较和旁证,多有创获。正是因为有了大量民族与民俗材料作参证,虽然只是间接引用,但是相比近代历史上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的“二重证明法”,则算是又向前迈出了探索性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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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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