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考古工作切忌“挖宝”思想

2017-06-14 12: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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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增订重编本《夏鼐文集》(五册),囊括了夏鼐在1930年至1985年的半个多世纪,从早年治中国近代史到攻读埃及考古学,再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夏鼐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绝不限于他本人的一系列论著,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中国考古学界谨严的治学风尚。夏鼐对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要求得极为严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考古所编辑出版的数十种考古报告和专著,大都在发稿前经他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重点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也都在出版前经他审定。大到学术观点的审核,小到文字、标点和图表的校正,引用文献的核对,他无不密切关注。中国考古学书刊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高质量的声誉,是与夏鼐的严格把关分不开的,凝聚着他无私奉献的大量心血。而夏鼐历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最早几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从1960年代初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到198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则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基础薄弱,田野考古人员极少,没有自著的通论性著作。1950年代初,全国有限的田野考古人员中,只有两位先生留学外国、熟悉先进国家考古研究状况。梁思永卧病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夏鼐是唯一受过科班训练、能够亲临第一线的专家。因此,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指导考古研究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夏鼐连年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全国考古训练班,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手把手传授考古发掘的理念与技能,从而成为考古学界公认的一代导师。

  夏鼐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工作,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切忌“挖宝”思想;亲临现场进行具体指导,认真审阅考古报告。他又及时总结各地考古工作的收获,并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引导大家明确学科发展方向,避免误入歧途,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而他个人在百忙之中进行的学术研究,则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在考古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间的创造性研究。主要是最早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最早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并在现阶段倡导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19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学者对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观构拟的中华远古文化分期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第一次通过甘肃地区的调查发掘,改订齐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相对年代,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而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在全国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遗存,过去习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以概括。面对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于1959年年初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该文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而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鼐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纠纷。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篇文章,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是“文革”前夕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1977年,他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该文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从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后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众多考古学家的共识。社科院考古所在夏鼐的领导下,有重点地开展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则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夏鼐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联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于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

  夏鼐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地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他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了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乃至本世纪初开始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探讨

  夏鼐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他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突出地反映其文献根底深厚,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特别是从方法论上给人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地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

  1950年代末,当夏文化问题探索刚着手的时候,夏鼐就曾指出,应该审慎地对待“古史传说”资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一些人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文化问题已经解决。夏鼐针对众说纷纭中的糊涂观念,又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他指出,“夏文化”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时期、地区和族系。又说,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

  根据夏鼐的学术思想,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历史时期考古,着重于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兼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以及若干手工业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逐步深入,取得显著的成绩。

  夏鼐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例如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显微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比较分析。其次,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取传统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由此他断然判定,“所谓璿璣不会是天文仪器”。这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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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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