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力量:

翻译诗歌与百年中国新诗

2017-09-08 16: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熊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如美国新诗运动胜利的重要标志,在于成功地翻译了中国诗歌,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五四新诗人们所谓的新诗形式,则大都是以优秀的译诗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译诗在百年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带给新诗的潜隐力量,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着各自的发挥。

  胡适对译诗的借力

  胡适是倡导并尝试创作新诗的先行者,也是借力翻译诗歌发动新诗革命的第一人。

  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东北部的五指湖区,那里山色秀美,清泉灵动,湖波熠熠,蔚蓝的天空缀满诗性的音符。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胡适常和任叔永、杨杏佛以及来访的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诗歌的变革问题。1915年夏天,众人泛舟凯约嘉湖,不想“小船打翻”事件让大家诗兴大发,而任叔永创作的《泛湖即事》诗成为胡适阐发新诗理论的突破口。毋庸置疑,梅光迪等留美人士当即反对胡适的白话诗主张,他们为此展开了长久的争论。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借用美国意象派宣言提出“八事”主张,又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白话诗主张已成众矢之的,胡适唯一有力的反击就是创作出有说服力的新诗。是年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本意是想证明白话可以作诗,不料弄巧成拙,蹩脚的“新体”让他被讥为“黄蝴蝶教授”。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均未成功,胡适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横扫流言蜚语,让白话诗得以昌明?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是宋人夏元鼎的诗行,却能很好地诠释彼时胡适偶得翻译诗歌的心境。1918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翻译作品《关不住了》,此乃当时流行美国诗坛的女诗人蒂斯代尔的普通诗作,却为他的新诗理论主张找到了理想的范本,在百年新诗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建立起新诗创作的格局。草创期的新诗,语言形式和创作技巧均难以脱离古诗的窠臼,恰恰是译诗,因为要顾及原诗的形式而不得不舍弃传统的诗歌观念,尽管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但至少可以造成译诗形式与古典诗歌形式的差异。因此,译诗形式在客观上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体,在形式上更能达到胡适白话新诗的标准。事实上,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新诗人们所谓的新诗形式,大都是以优秀的译诗为蓝本建构起来的。站在中国新诗的主体立场上,胡适接近和翻译外国诗歌的旨趣是为诗歌的“自然口语化”寻找证据,译诗仅仅是证明新诗理论的实践“工具”,而不是新诗发生和发展的源头。

  胡适借助翻译诗歌来证明新诗创作的成功,并非孤立的个案,外国诗歌的发展同样如此。罗马入侵并占领希腊之后,安德罗尼柯作为有文化声望的前朝遗老,成为罗马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但由于罗马缺乏拉丁文书籍,为方便教学,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250年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成为拉丁文学史上的第一首诗歌。在戏剧领域,也正是安德罗尼柯受人委托翻译的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喜剧,使罗马的舞台表演艺术得以诞生。

  遥远的事理难以言说或证伪当下之事,安德罗尼柯的翻译活动是罗马文学艺术的开端,倘若此事不足为据或并非普遍事理,那不妨再以20世纪美国的新诗运动为例。在查阅大量诗歌刊物的基础上,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一书中认为:“很难断定中国诗在为现代诗运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没有中国诗,现代诗运动也会成功。但是中国诗至少是现代诗运动首先获得承认的成果之一。”美国新诗运动胜利的重要标志,在于成功地翻译了中国诗歌,使其成为首先被人们接受的美国新诗作品。我们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翻译诗歌是最早得到肯定的新诗作品,中国新诗运动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人们对外国诗歌翻译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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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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