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二十二》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面对历史,我们要有明确的态度

2017-09-22 16:35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惊雷

  《二十二》的题目是一个数字,显然“数字”有着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数字的变化。导演郭柯2014年拍了一部关于这一题材的纪录片,取名为《三十二》;到了2017年,名字变成《二十二》。少掉了10,是10个人。本片关于公开身份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她们多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1920年代出生,到今天几乎都在90岁以上,是现代人寿命的极限。她们曾经深受伤害的躯体和灵魂,并不会比普通人活得更长久,正在慢慢消逝,一度跌到“九”。在上映前两天,又听闻一位老人溘然离世,数字变成了“八”。

  从32到22再到八,是纪录片最令人伤感的部分。它运用了很多方法来纪念这种“逝去”,每一个黑框和名字的隐去都代表一次告别,告别是令人难过的,甚至比孤独而简陋的坟更令人难过。生命之湮灭往往让人心有戚戚焉;何况是一个群体之湮灭,带出更沉重的悲剧感。

  每一个老人离世,导演郭柯就会在片尾的名字上加框,框越加越多,越来越快。在静默却惊人的速度下,我们再来看“如何叙述”的问题,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德国作家赫塔·米勒说过这么一句话:“事实在发生时,应该不会容忍人们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语言。”所以,任何的语言也许都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不是最合适的。那么,“记录下来”要比“怎么记录下来”更重要?

  导演郭柯说过这么一句话:“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这是《二十二》 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纪录片里没有想象中呈现很多老人痛陈当年遭遇的画面和语言,而更多地去展示老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一张一张面孔,在院子里喂猫,在炕上看电视,和村民们打牌,一点点挪动椅子到门口晒太阳……我们看到一个很平和的画面,当然,能幸存至今的老人,处境相对算是较好的,比如说有家人陪伴,或者是受到稳定照料。如果不知道那一层隐匿的历史身份,那她们就是普通的老人。

  只有在偶尔提及往事,才显露出日常背后的巨大创痛和狰狞面貌。

  一位老人拒绝出镜,因为她不希望给家人和身边的人带来麻烦。也有一些老人推说自己“不记得了”。大多数老人聊一个开头,就抹着泪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体现两件事,一不堪回首,伤痛太大了,再叙述并不能缓解伤痛,只能让当事人再陷入痛苦的回忆;二当事人的态度,她是拒绝被观看的,尤其是被观看这么一段历史。这里要提一段纪录片画面以外的事情,当摄制组和某一位老人熟悉之后,老人一边哭一边对镜头说起了当年的种种,她并没有真的忘记,但导演最终没有将之剪辑到成片之中。

  很容易给她们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概括为一个群体,即便标签尽量选得中性,但依然拥有些负面意味。电影尽力弱化,但记住她们的原因又是她们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成为一种强化。强弱两难之间,最终未能找出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

  她们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幸存之后选择失声。纪录片开头提到,其实这些老人还是希望和人倾吐这些刻在心上的伤痛,但显然没人可以真正分担她们的痛苦,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明确的、即刻的、可预料的,甚至辐射到家人亲友身上。如果不和这段历史隔绝开来,她们生怕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她们内心的矛盾,也是《二十二》 的矛盾。

  茫茫的黑暗之中,有两个变化是正面的。第一个是某一位老人的状况,“村里的孩子把她当成自己的奶奶,常常来玩”,虽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但并没改变对她的态度。第二件是曾经试图组织集体诉讼的人,反思“让老人们公开身份和遭遇”的做法是否正确,“如果再选一次,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面对历史,我们有明确的态度;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又该思考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更多的人去围观和更多的人去关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从20万到八,我们究竟学到了些什么?

  (作者为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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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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