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

兼评《明清歇家研究》

2017-09-25 09:3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范金民

  【争鸣与商榷】

  编者按

  近年来,有关明清基层社会管理与运作及其权力结构,特别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及区域社会研究的范式反思等问题,是史学界讨论交流的热点。本报近日围绕这些话题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学术贡献》、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胡铁球:《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对〈明清歇家研究〉评论的回应》。今天我们推出范金民教授的文章《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兼评〈明清歇家研究〉》。文章基于作者长期研究江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经验,梳理了士绅、书吏和宗族等不同势力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官方的互动关系,作者对史料的解读、考证等细节之处,亦会对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和读者有所启迪。

  士绅、书吏、宗族

  与明清基层社会

  胡铁球教授的《明清歇家研究》,近来颇获好评。不过,高寿仙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商榷,认为其所描述的歇家一些重要职能是否成立还值得进一步商酌。对此,胡铁球予以回应,提出应该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要了解明清基层社会的性质及其运作模式,关键是了解谁在具体运作“刑名钱谷”;歇家类群体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不管是士绅还是胥吏衙役以及各类势力群体,要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以及分割商业贸易、财政、司法等领域的利益,往往须借助歇家类组织来实现,歇家从而成为观察明清基层社会性质的最佳窗口,歇家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参见《光明日报》史学版2017年7月26日、8月25日)。

  胡文的看法着实新颖。关于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学界的丰硕研究表明,在皇权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权及其衙役的势力,在科举较为成功地区的士绅势力,在宗法强盛地区的宗族势力,仍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势力。歇家及其他类群体必须从属于这些势力,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各种势力的制约、纵容及支使。这里不拟全面展开,只就此次讨论相关的士绅、书吏和宗族势力的作用稍作梳理。

  1.士绅势力。士绅是指获得科举生员以上功名并入仕致仕的群体。士绅势力的获得,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也即皇权的代表赋予了其普通民众没有的特权。士绅拥有政治、社会和生活特权,区别于普通民众,还有经济特权,生员可以免除差役,官员可以免除一定量的赋税。士绅熟悉本地情形,凭借着各种特权,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控制着地方和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地方的安宁稳定和兴衰起落。士绅还拥有话语权,能够对地方事务发表看法,也是官府和官员了解地方、咨访利弊的依靠对象。直到士绅势力较为削弱的清中期,不少官员仍然认为“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

  士绅支配基层社会,在科考成功之地表现得最为明显。明清时期,江南科考最为成功,江南士绅成为全国最为瞩目的地域人文集团,也成为支配和控制江南地方与基层社会的极为重要而突出的力量。具体说来,士子支配基层社会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奔竞请托。清初大儒、昆山人顾炎武将生员与乡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他总结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二是行为张扬。不少地方文献称,“子弟一隶青衿,志满气盈,阔步高视,蔑视先辈,轻侮侪人”,以致“同袍畏之,缙绅畏之,闾巷畏之”。明末清初之际,江南士子更被各地视为易生是非之人,敬而远之。乡里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生员常常在乡宦支持或怂恿下,公然蔑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三是隐漏赋税钱粮。人称“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者更不可胜计”。生员不但自身漏税,且往往包揽富户钱粮,隐吞应纳钱粮。故在江南,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四是好持公论。明代江南生员,自视甚高,俨然以乡评和众论的代言人自居。明后期的江南舆论,是由乡绅和生员制造和掌控的,乡绅和生员喜好集众倡言是出了名的。五是包揽词讼。明后期的生员,沉滞于地方社会,在民间诉讼中极为活跃,常常“造事生非”,兴讼揽讼,觅取好处。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总之,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隐漏赋税,武断乡里,操持舆论,是明后期生员的基本社会形象,也是他们支配和把持基层社会的基本手段和行径。

  较之生员,绅宦支配基层社会更烈,具体则有如下数端。一是结社成帮,党同伐异。明末江南沿宋元旧习,结社成风,同声相求,“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文章”。直到清初,嘉兴人张履祥回顾总结说:“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二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干预中央和地方行政,时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万历时,赵南星称天下有“四害”,而地方之害就是守令与乡官两种人,涉及地方利益时,缙绅更与生员结成蛮横势力,干预地方官府行政。崇祯末年大学士刘宗周曾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三是横行不法,侵夺小民产业。一些缙绅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弱肉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隐漏纳税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华亭人徐阶,官至首辅大学士,居官尚可,居乡居然拥有二十余万亩田产,就是豪强隐占田产的典型。四是不受约束,肆意奴役乡民。江南缙绅滥用特权,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如赵南星所说,乡官之势实际上大于守令,“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五是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明代官宦享有蓄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隆庆年间应天巡抚海瑞称,江南士人“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治明史者均熟知,江南是蓄奴最盛之地。六是奢侈淫逸,醉生梦死。江南缙绅,宦囊既丰,又兼营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细民弱户,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身处繁华之乡,又见过世面,因而讲排场,摆阔气,蓄优童,拥丽姬,精赌术,已属寻常,甚者荒淫糜烂,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无读书入仕人的气味。可见,结社成帮,形成利益集团;干预行政,把持地方事务;奴役乡民,侵夺小民产业;接受投献,谋求私人财富;奢侈淫逸,恶化社会风气,便是明后期江南乡绅的基本社会形象,也是他们支配和把持基层社会的基本手段和行径。

  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支配基层社会,自然不独江南,即如胡铁球所引江西吉水事例,也是如此。时人罗洪先总结其家乡情形道:“而敝邑巨室环城,乡户寄食,咸有定主,父祖子孙,传承不易。乡户入市,睢睢盱盱,不识公门,进退咸听主家,颐指之间,便入囹圄。市市邻保,互为应援,以是乡户死命牢控其手,笼罩百端,不可穷结。”这里的主家,就是巨室,在科第仕宦发达的吉水县,当指士绅之家。世世代代掌控着普通乡户的命脉,毫无疑问是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胡著却将罗洪先所说的“主家”解释为“罗洪先直接把‘主家’称为歇家”“势力强大的‘主家(歇家)’”,观原文,罗洪先根本没有将“主家”视为“歇家”的意思。士绅的上述居乡恶劣行径,也并非仅在江南一地,其他地区亦同。小民投献田产于绅宦,在江西、福建莆田和湖北黄麻等地也极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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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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