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博:艺术研究中“史观先行”的路径

2017-11-07 09: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一博

  刘成纪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以近百万字的体量,将其10余年间对先秦两汉艺术的研究与思考呈现了出来。作者反思了历史观念在艺术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考证梳理相关史料,最终形成“艺术观念史”框架,并还原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艺术全貌。

  “史观先行”的特征主导了全书的体系构成,表现为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史观,从而梳理出先秦两汉艺术实相与现实价值的逻辑关联。刘成纪认为,先秦两汉艺术在传统的西方18世纪确立的艺术观念框架下,无法获得有效的当代历史价值评价。“艺术想要续存,其定义则必然要朝着更稳健、更生活化也更具建设性的方向作出调整”,因此,中国艺术史研究应当对先秦至两汉、隋唐至两宋时期给予更积极的历史评价。

  在历史价值判断的引导下,刘成纪进而确证、反思、梳理其价值判断与先秦两汉艺术历史事实间的关联性。而该书对这一期间艺术的事实判断是——艺术与政治的相辅相成是先秦两汉艺术样态形成、器物造型转变、风格更迭的红线,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断奠基于一套完整的历史研究方法,也体现出了该书“史观先行”的理念。例如,作者在考证西周艺术时,根据史料可信度,用五级文献的分类方式(彝器铭文及其他考古类文献是一级文献;《尚书》《诗经》是二级文献;《左传》《国语》等是三级文献;《穆天子传》《逸周书》是四级文献;《周礼》《仪利》等是五级文献),对西周时期艺术进行考证和推断,并且这五级文献间的可信度相互参证,证实与证伪两种方式并行,对西周艺术史进行还原。

  可以说,该书基于历史观念的反思和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采纳,为我们呈现出中国艺术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关联,即“对美和艺术的信仰长期构成了它的族群共识和立国精神”。这一论断既符合该时期艺术原貌,又符合历史的价值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史观先行”的研究方案对于美学与艺术学两个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为解决当前两个领域间的疏离提供了一种连接方案。其具体体现为在该论著中,作者依然通过对艺术史观念的前置性反思,梳理分析了当前中国艺术史的两类书写方式:一类是由具有专业经验的艺术史家书写,主要以每一时代的艺术作品为对象的方式;另一类是以艺术理论的进展为研究对象,对艺术进行哲学反思的方式。并且,刘成纪分析出这两类书写方式“各自为战,互不交集。于是,同一部艺术史,也就因为介入方式的差异而发生了断裂和分离”。由此,作者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解决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在对待同一艺术时期、对待相同的艺术品时产生的分离,将两个领域的研究进行有机融合。而作者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还是以对艺术史观念的反思为理论动力,分别针对美学与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弊端,进行了有力的纠正和融合。

  在当前的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国内一些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或更重视史观对艺术史的影响,有学者将艺术的研究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研究等同起来。无可否认,这样的艺术史书写因对艺术品背后的诸多因素的考察变得更加丰富,但艺术史研究方式由于根植于西方艺术史学观念,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古代艺术的原貌重现。刘成纪在该书中所倡导的“艺术观念史”则正是对这一研究方式的矫正,他认为艺术观念史不是将艺术向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无边界的扩散性研究,而是应当牢牢地抓住艺术概念的本质,将艺术学之外的研究资源向艺术研究聚拢。作者不断地反思、强调艺术的本体意义及其与相关史料间的匹配关系,避免了先秦两汉艺术史研究向政治史、生活史、风俗史的无限泛滥,同时也强化了艺术作为艺术所应具有的价值和影响。

  可以看到,刘成纪的艺术观念史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实质来源于美学学科的理论支撑。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美学与艺术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割裂,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美学完全丧失了对艺术的话语机会,阿瑟·丹托将此称为美学的熵状态。然而,当代美学却始终积极地找寻与艺术间的融合通道,例如近年来,以英国尼克·赞格维尔为代表的美学家,对艺术社会学研究给予了美学层面上的谴责,他认为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中,艺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价值只是论证了社会学理论的有效性,根本不关乎对艺术自身特征的探究。因此,当代美学的任务就在于保护艺术免受其他学科、理论对它们的任意阐释和僭越。刘成纪的“艺术观念史”与尼克·赞格维尔的美学主张几尽一致,而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通过这一观念,他将美学的理论价值重新引入到了艺术史研究之中。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美学观念对艺术作品的介入,并非将美学作为艺术阐释的最高标准,在《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中,大量的、逻辑严密的艺术史料不断地修正美学观念,美学史与艺术史达到了高度统一的状态。

  《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中的“史观先行”理念,激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出土器物的艺术价值,而这一过程就体现在该著与艺术考古学方式的差异之中。以对中国先秦两汉艺术考古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汉学家杰西卡·罗森为例,其主要的研究起点和落脚点都是青铜器、红玛瑙珠、动物雕像、博山炉等器物,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器物考古无法有效地将器物向艺术观念集中,以器物为落脚点,亦无法揭示器物成为艺术的缘由。刘成纪通过其多层级的史料方案,以《尚书》《诗经》《史记》等可考文献,论证了罗森的这一常识性判断,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文献与青铜器的对照,推论出周人对殷商统治结构的转变,借助了审美观念的力量,而正是参与了政治结构转变的审美观念,才是导致青铜器物纹样转变的力量。这种论断是对一般艺术考古学的深化,也使器具之变成为对社会变革的有力印证。

  作者的这一研究理念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该时期器物的理解视域,从这一层面上看,《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一书,记载着该时期器物向艺术品生成的历史原因,这些历史原因既包含着器物映射出的其所处时期的观念价值,亦包含着我们当下的历史观念。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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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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