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2017-11-07 10: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聪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箴规引领 风雅兴寄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

  贞观之际,太宗“以文德绥海内”,魏征等重臣抗颜进谏,甚至在应制诗中屡陈儒学主张。如魏征在《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学典故,“万国会涂山”将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事。“声教溢四海”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之意。“复咏南风篇”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灼烁耀金蝉”句的“金蝉”意象借鉴陆机《寒蝉赋》“蝉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暗含对德行的箴规。可见,在颂圣的同时,无论是典故的选择,还是意象的营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规谏之举。

  玄宗亦秉承贞观遗风,大力提倡儒学,他亲自注释《孝经》,于开元十年“颁于天下”,又于天宝二载“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玄宗的这一举措由“孝”及“忠”,除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理政作用外,还坚定了士人对儒学理想的追求,强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尽忠”的道德操守。在这种为政举措的引导下,张说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东都酺宴四首》),苏颋言“孝思敦至美,亿载奉开元”(《奉和圣制过晋阳宫应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张。

  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明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凡例》),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援儒入诗 思革文弊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

  杨炯《王勃集序》开篇即指出唐代以前文道分离的情况,批评梁隋之际诗人多沉溺于声律及用事新巧的诗风;赞美王勃一反六朝文学的颓势,既能“经籍为心”,又能“风云入思”,对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龙朔文场,起到明显的“思革文弊”作用。事实上,杨炯的这一评价也可以扩展为“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共同贡献。“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

  与此同时,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卢照邻《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作于自蜀地返回长安的途中,当时诗人作为“王使”,刚刚结束对益州百姓的宣慰。全诗共20句,前面多写景状物,然而最后四句“夕济几潺湲,晨登每惆怅。谁念复刍狗,山河独偏丧”,却由状写自然山水急遽转换为忧叹蜀地税赋沉重、民不聊生。又如,杨炯的《巫峡》“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一句,出自刘向《说苑》卷一七《杂言》,化用吕梁蹈水的典故,将庄子“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的解释转换为对儒家“忠信”思想的高度弘扬。他们的山水诗创作往往是在身居下僚、意图仕进的宦游途中所作,虽然仍以描摹山水为主,但已不同于南朝的精雕细琢,而是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

  可见,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却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尤其通过化用传统经典,在求仕、言道的过程中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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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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