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诗教与审美功能的互动共融

2017-12-01 11: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韶华

  文学艺术的美不只在于艺术语言规律性组合形成的感受,也不只在其关注现实、化育世人的能力,而在于二者互融后形成的那种在艺术语言中洋溢着的生命之力。

 

  发端于“诗言志”的中国文艺思想,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上,虽经言志、缘情、明道、独抒性灵等变迁,但对于内在世界的抒写却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抒写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之美的认识。二者俨然是两条迥异的道路,但历史上,它们在各自的坚守中,又在不断接近对方并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中国文学和文论正是在这种演进中臻于完善。

  “诗言志”是先秦文艺实践的总结。本是内心世界的“志”被当时文学政治外交、礼仪教化的现实目的所框定,传递着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独有的政治情怀。“声音之道与政通”(《礼记·乐记·乐本》),汉代将文艺牢牢地局限于教化的樊篱中。秦汉时期,虽有屈原《离骚》的“抑志而弭节”,有司马迁的 “发愤著书”,但主导情感依然是政治抱负。与“诗言志”的政教目的相伴,创制于《诗经》时代的文学创作手法赋比兴,也被解释为善恶美刺。而一代赋体须“丽以则”,以儒家之规则为前提。“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文学只是表达政治情怀的工具。

  魏晋时期,陆机“诗缘情”的提出,冲破了儒家礼教约束;与此相伴,文学的音声之美被发现,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实践。而对于无拘无束的情感的抒写和对于文学语言之美的特别关注,却导致了六朝,尤其是齐梁文学的浮艳无实。

  文学史上的这两个阶段,恰是文学功能展现出的两个端点。独立前,文学是政教的附庸;独立后,文学以强劲的力量展示自我。但文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成熟的文学和理论应该是不舍彼此,是二者较量后的互动与融合。

  中国文学中,二者的较量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以白居易、杜甫对于现实的高度关注和韩愈、柳宗元对于先秦古文传道的追慕,沿着诗教的道路,将文学政教功能推陈出新,随后又有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推波助澜。皎然、司空图则继承了南朝钟嵘“滋味”说,以 “味外之味”开拓了文学的审美之路,其后又有宋代严羽不断完善。这两条道路是对诗教和审美功能的拓展,前者赋予了诗教以现实的关怀和儒道的高度,后者使文学之美超越了语言本身,具有了整体性的美感。

  “言志”与“缘情”二者的互动实际上在南北朝时就已悄然开始。刘勰在“明道”、“宗经”、“征圣”的基础上,构建了文艺思想体系。钟嵘激赞的“滋味”与以“怨愤”为主的“建安风力”密不可分。唐代陈子昂所谓的“兴寄”、“风骨”之作必有“光英朗练”的声音之美。而将诗教与审美结合,全面评价作品始于北宋苏轼、梅尧臣,在清代臻于完善。

  梅尧臣讲究作诗要有感于现实,“因事激风”,又追求“平澹”的风格。苏轼主张文章要 “有为而作”,又以 “自然”、“清新”为最高标准。二人都以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作为创作的起点,以文学的美感作为创作的标准。而“平澹”、“自然”之美显然不仅是现实的关怀所能成就的,它更须经由至高的精神境界方能达到,这正是梅、苏的高明之处。他们在诗教和审美之间,找到了互动的渠道,那就是,以古道替代政治现实,让古道的深刻性和普遍性成为文艺最为深厚的内核和动力。

  梅尧臣以“古乐”比拟文学,追求闲适和趣远的境界,虽超越了现实,但并没有落入个人化的情感中。苏轼则将对古道的追慕显化为他的文学本质论和创作论。艺术要 “有为而作”、“有道有艺”,不失“常理”,“反常合道”,创作要“随物赋形”、“风行水上”等,苏轼之道已超越了儒家对于现实的关注,诗教的观念已延展为对现实中事与物背后之“理”的关注,而该“理”的呈现要具有至高的美感特质,即“清新”、“自然”。对内在之“理”根源性和外在之美的同时强调,表现为激赏柳、陶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实美”(《评韩柳诗》),赞美折枝画“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折枝二首》其二)。所谓的“中膏”、“实美”、“无边春”,就是现实世界的事、理。而“外枯”、“似淡”、“一点红”,正是文学的美感。韩愈也曾以“道”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动力,但缺少对于美感的关注,苏轼的高明正在于将人生的至高境界、世事的深度认识与文学的美感特质高度结合,从艺术家到主题,从创作过程到作品风格,形成了系列连环相套的艺术观念,其中主宰整个艺术过程的是艺术家的眼界,是艺术家对于现实的关注的深度与强度。由此,对于时政的关注延伸为对于整个现实生命的关注,进而延伸为对于万物内在本质的关注。苏轼的散文和诗词的魅力正在于此。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耿鑫)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