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的真情兴发

——以朱谦之美学思想为例

2017-12-08 1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彦顺

  近现代以来,西方美学被引入中国,中华美学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却也把西方美学作为参照物进行自我切割,最终带来一系列的弊病。在这当中,礼乐教化传统可谓首当其冲。不过,由梁启超、贺麟、朱谦之、吕凤子等为代表的近代学人却能在与西方美学的积极对话中,创造性地发扬与更新这一传统,形成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激越之音。

  感觉的兴发与流变

  中华美学精神一如中华传统文化,在绝对主观的一端与绝对客观的一端都没有夸张的、独立的、绝对化的发展,而是流连、徜徉甚至迷恋于主客不分离的感觉兴发与绵延。

  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神”而无“家”、尚科学而不尚感觉的文化,也自然是一种推崇无时间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在上述两端之间来回剧烈摇摆,却在主客不分离的区域(道德与审美)极为笨拙,甚至捉襟见肘。这两种文化也孕育出了西方美学的两大谱系,其一是由纯粹主体或主观出发的美学,这一美学又分化为神学美学与主体性美学;其二则是科学或者认识论美学,侧重把审美现象作为客观对象加以把握。

  与西方美学的上述两大谱系相反,中华传统文化流连于另外两种感觉的兴发与流变:其一是来自于家庭中亲子之爱的“慈”与“孝”,此为伦理或为善;其二则是来自于感官的愉悦,此为审美或为美。尤其是亲子之爱中的“慈”,堪称人世间冲动性最强、最自然而然、最无私、完全超乎功利性且绵延时间最长久的美感。儒家就是顺应了亲子之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血缘需要,建立了以慈孝之仁为核心、以礼为外显行为的学说,而“礼,时为大”(《礼记·礼器》)所说的正是礼的偶在却必然的本性——应 “时”、“时机”而兴,且发为“时”、“时流”。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礼”与“乐”、“诗”、“舞”等完全出自天性所趋,自然可以融合起来,以“乐”、“诗”、“舞”来强化“礼”的形式感,加强“礼”的完美兴发与持存、绵延,因此儒家及其礼乐教化就成为中华文化与美学精神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当亲子之爱衍化为宗法制社会与国家结构之后,礼乐教化活动就更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教化、人际交往及个人行为修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正是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朱谦之美学思想的传统与根基。

  审美的时间性与完整性

  朱谦之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确保审美活动的时间性和完整性,其重心是推动礼乐教化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在朱谦之看来,审美活动是一种主客不分离的、前牵后挂的、流畅的且始终向前兴发着的愉悦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不是物理性、空间性的点状时间,而是晕圈性的域状时间。他不仅把上述审美时间性思想运用于礼乐教化活动,而且更从礼乐教化活动何以被触发的动态时间角度,强化“礼以时为大”的偶发且必然的特征。

  具体而言,朱谦之确保审美活动意向性构成完整性的思想完全基于他在《周易哲学》所阐发的时间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唯情论哲学。这一“真情”之“流”不仅是一个兴发着的时间性状态,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正是人生意义的进取修养的提升。正是由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才使得“真情”呈现出兴发着的绽出状态。只有经由“时间”或者“时间性”才能通达对“情”的理解。而源出亲子之爱的“礼”及礼乐教化活动就是至真之情。就道德而言,就是良知持续性的完整与统一,自此而言,这个“真情”之“流”又是一个十足的价值评价标准,一旦在此“流”中出现了“迟钝”,那就是“恶”的产生,因而,“真情之流”又实在是教育性的、提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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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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