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新戏剧”争论

2018-01-24 14: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余翔

  不久前俄罗斯《消息报》上刊登了导演谢·格洛马佐夫的《伟大戏剧的国度》和剧作家尼·科利亚达的《荒废戏剧的国度》两篇文章,前者对当代俄罗斯戏剧创作提出了质疑,认为剧作者们自身对现实与人性理解不透彻,剧本难以满足艺术需求,此番言论无疑是对以科利亚达为源头的当代“新戏剧”浪潮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科利亚达先生的反对,“读到这个我很难受……现在很多戏剧工作者根本不读青年剧作家的作品”。他如是表达了不满。

  对以俄罗斯“新戏剧”浪潮为代表的当代戏剧创作的忧虑并非起于朝夕:一方面,当代戏剧追求对社会黑暗面的直击效果,追求戏剧的感官冲击,唤起观众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所强调的台词、情节和人物关系设计。另一方面,以“留比莫夫卡”和“五月诵读”为代表的戏剧节的兴起让青年剧作群体获得了更多机会,创作自由度在提升,创作成本也在下降,而代价便是戏剧中缺少了深刻的讨论,写作的随意性增强,大量作品突破常规,游走于戏剧、散文和诗歌体裁的边缘,为剧场呈现带来难度。这便是以上两位争论的焦点所在。

  “黑暗”是许多当代俄罗斯作品带给人的直观感受,感伤和悲剧情调往往让人忽略一个本质问题:它继承了“现实主义”这一俄罗斯文学创作的基因,从冯维辛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再由契诃夫至万比洛夫,这些经典作家无不最大限度地反映着时代的鲜明特征:《大雷雨》中封建礼教与家长制对女性的戕害,《樱桃园》里的伐木声就像为式微的贵族敲响的历史更替永恒的钟声,《打野鸭》与《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里空虚滞坠的精神与难以实现的个人价值困扰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人。然而不论在贵族身上,还是在普通民众身上,时代性都是赤裸裸的,不论悲剧或是喜剧,对追求现实的这一创作态度,不应持有偏见。当今许多剧院对真实体现不堪的现实这一类作品持抗拒姿态——当代作品往往描写底层生活和边缘处境,刻画弃婴、问题少年、妓女、罪犯形象,因此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仿佛不能登大雅之堂,无法展开深邃的探讨,无法展现多元的艺术价值。而事实上,这类作品只是采用一种现实主义视角和手法,它们本身都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要在“黑暗”中攫取美丽之花,这是波德莱尔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告诉我们的。

  众多优秀的当代俄罗斯剧作家都热衷于此。伊·维雷巴耶夫将爱情惨剧与启示色彩中和,普列斯尼亚科夫兄弟擅长表现当代人平庸生活中难以察觉又足以致命的人际关系暗流,瓦·列瓦诺夫直面底层社会弃婴和青少年的残酷处境,瓦·西加列夫将童年底层社会的荒诞见闻经历作为创作蓝本等等。不同于格洛马佐夫导演的观点,剧作家们对“黑暗”的自然写实不是片面强化感官刺激,他们在剧本中设置了大量的隐喻、象征、神话、荒诞元素,对剧本结构进行精巧编排。他们并非缺乏技巧和对现实的认知,而是试图挖掘出新的艺术道路。

  如何在写实的剧作中体现艺术价值?瓦·西加列夫的《塑泥》提供了一个范本,该剧本曾获得2000年俄罗斯“处女作”和“反布克-三姐妹”文学大奖,以及2002年英国“《标准晚报》戏剧奖”。剧本中外省底层社会对主人公马克西姆来说成了索多玛城和人间地狱,面对无休止的罪恶,马克西姆没有选择肉体精神的自我流放,他以“塑泥”这一仪式来进行净化,把自己塑造成了独立于世的“超人”主体,对荒诞失序的现实进行清算。剧作家在描绘残酷境遇的同时,让主人公在不断成长和强化中获得独特的自我信仰。剧作家试图进行着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般的哲学思考,他们进入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生命的肯定在其中突显出来,成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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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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