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风雅

2018-01-26 10:11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刘成纪

  原标题:走向风雅(文论经纬)

 

  数千年来,《诗经》以审美教育传播风雅精神,涵养中华民族的艺格、人格与国格,沃灌奔腾不息的中国精神。在这样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崇高性和神圣性。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独特性,成为中华民族为当代世界文明呈现的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这个以尚文为特色的国度,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讲究“风度”的。普遍而言,中国人推崇的主要是儒家追慕的风雅。

  风雅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并举。这中间,士因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名望、有社会地位,在“四民”中占据最显要位置。这一阶层最为人推崇的品质有三点:一是风骨,二是风雅,三是风流。其中,风骨是指士人有刚健气质和耿介性格,风流指其出众才华和不拘于世俗的放逸洒脱。与此比较,风雅则相对中道一些,它一方面指士人具备良好人文素养和社会关怀,另一方面又温柔敦厚,含蓄蕴藉,在待人接物上给人留下精神的暖意。换言之,风雅处于三种人格中间地带:它强化骨鲠、端正之气就是风骨,增加超迈、俊爽之气则为风流。这样,所谓风骨和风流,其实就是以风雅为中心向两个极端的摆荡。前者坚守道义原则,几近于墨家充满侠义精神的绝不妥协;后者蔑视世俗价值,几近于道家的一切流俗皆可超越。由此,如果说风骨和风流均有其偏至性,那么,风雅就在中间地带撑起士人美好人格的大宗。也可以讲,风雅内聚为风骨,外放为风流,两者共同构成风雅所可达至的精神边界。

  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史上,风雅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涉及士人人格和精神境界外,更在于它和中国文明史广泛关联。按照正史叙述,中国文明起于伏羲氏象天法地,制作八卦,此后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再后有周公制礼作乐。也就是说,从自然到人文再到人间礼乐,代表中国文明合理进程。关于礼乐与风雅的关系,清人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指出,《诗大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源”。按照中国古人“乐主情”的一般判断,所谓风雅对内发乎情、对外止乎礼的特性,其实也是礼乐基本特性。风雅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在士人人格和社会风尚上留下的烙印和投影。

  风雅在后世,虽然一般指士人人格和社会风尚,但在词源学意义上,却是起于《诗经》关于风、雅、颂的分类。它首先是一个诗学概念,然后才由诗逐渐推及士人为人处世层面。由此可以看到,风雅向上通达于礼乐这一关乎中国文明性质的宏大命题,向下则落实于《诗经》具体文本。这决定了风雅既是文学创作典范,也是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目标。换言之,文学意义上的风雅,既可以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从诗风拓展为士风、家风、国风,乃至天下风仪,也可以自上而下,从礼乐文明的宏大理想落实为家国制度,乃至于具体诗文创作。由此,风雅,也就由一个在风骨与风流之间往复摆荡的精神性概念,转进成为上通礼乐,下达具体文艺实践的无限广延性文化概念。

  什么是中国人的风雅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雅?由于这一概念起于孔子最终删订的《诗经》,弄清孔子评价,然后再对其进行义解就至关重要。在《论语》中,孔子对《诗经》下过诸多断语,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说明《诗经》中风雅并非来自外在巧饰,而是要以心灵的绝假纯真作为底色。《论语·八佾》中所谓“绘事后素”之论,也与此同义。以此为背景,孔子谈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兴”“观”“群”“怨”,说明风雅起于人内在情志的兴发,继而是对世界充满同情的旁观和省思,再而是通过诗情共享形成文化共同体,最后是委婉表达对世风世相的建议,整体基调温婉而不失对社会的责任和善意。同时,在孔子看来,风雅之士要讲人伦忠孝:“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要具备对自然的博物学修养:“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整体体现出一种世事洞明而不失情怀、教养的君子(绅士)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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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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