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2018-02-24 15: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钧林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邾国(战国时称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与周秦时期其他的区域性文化,如齐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邹鲁文化堪称一枝独秀,不但孕育了儒墨两大显学,引领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此后蜕变、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潜质。

  邹鲁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中叶,孔子诞生后不久,吴国人季札、晋国人韩宣子先后访问鲁国,他们以其所见所闻盛赞“周礼尽在鲁”,对鲁国保存的“乐”叹为观止。这时的鲁国是名副其实的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到了孔、孟生活的时代,邹鲁文化更是繁荣发达,独步一时,天下领先。一大批“邹鲁搢绅先生”,如孔子、颜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时代前沿,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是邹鲁文化沃土培育出来的两大爱的学说,与印度释迦牟尼的“慈悲”并称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几乎同时迸发出来的三束人类之爱的光芒。孔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时间上领先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百多年,而在构想上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富有理想的神韵,两千多年来引导和激励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别创立了并称“显学”达两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大争鸣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内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孔门和墨门弟子众多,来自四面八方,邹鲁成为贤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鲁国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这六部经典成为数千年中华文化承上启下的枢纽,被称为“中华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学陆续编纂和创作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称为“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行于世。正因为如此,《庄子·天下》篇在叙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充分肯定了“邹鲁搢绅先生”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但在历史上开创并引领了一个诸子百家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时代,而且还把这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中心舞台转移到了邹鲁一带。

  大道之行,行于邹鲁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滨。邹鲁文化的巨大成功,还孕育了另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被中央政府认定并封为圣人、居文庙与学校(庙学合一)之上而享受“国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邹鲁,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邹鲁文化的非同凡响。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在于他们拥有极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学以致用,制作了“四书五经”系列的中华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基础,创立了人们观察、分析、解决人生和社会基本问题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价值观、思想范式是推动中华文明按其自身逻辑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

  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这五位圣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只有在邹鲁才得一见的圣人家风。

  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首倡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敬天、仁爱、让国、勤俭、执中等姬姓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尤其是鲁国立国之初,周公对其子伯禽的教导和训诫,一篇见于《韩诗外传》的“周公诫子”,其来有自,传颂久远。鲁人仰慕周公之德,设家教,立家风,世代沿袭,形成为一项优良传统,在邹鲁一带广为传承。降至春秋时期,邹鲁一带的家风以好学、知礼为特点,成为当时远近各地“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典范。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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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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