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代际传承的足迹

2018-02-27 18: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燕

  编者按:2017年12月25日,本版刊发文章《文学代际研究的尴尬处境》,作者以“70后”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为例,对文学代际研究方法的优劣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今天本版刊发此文,就电影导演代际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以求读者对代际研究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近年来,在电影产业快速跃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创作格局已悄然更新换代。除了电影专业类院校培养出的路阳、程耳等多位导演之外,数十位各行各业的文艺人士跨界当导演,比如徐峥、邓超、吴京、陈思诚、赵薇、李晨、王宝强、文章等演员,韩寒、郭敬明、张嘉佳等作家,薛晓璐、刁奕男等编剧,闫非、徐昂、宋阳等戏剧人,大鹏、何炅等主持人,崔健、郑钧等歌手。这些新锐导演不仅扛鼎了每年中国电影产量的重要份额,而且《战狼2》《人在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乘风破浪》等众多作品既叫好也叫座。因成长经历、求学背景等差异,这批新力量导演创作取材、美学理念、商业探索各异,很难用常规的代际标准来统一界定,看似脱离了导演代际传承的时间纵轴,但细致分析,他们仍然是与中国电影发展进程和特定文化表达步调一致的新一代电影导演群体。

  中国电影史上导演代际划分由来已久,但不是简单的年代区隔、生理年龄分界划分,而是基于电影艺术、市场和体制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时代、文化潮流等因素的交叉作用,所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集体共性的导演代际传承历史格局。

  依笔者看来,百多年来中国电影导演传承大体可分成以下代期:20世纪初叶郑正秋、张石川等是开创探索的第一代,三四十年代写实创作与新文化批判的蔡楚生、吴永刚、孙瑜等是第二代,第三代是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的水华、谢晋等,“文革”结束后致力于影像化探索的张暖忻、谢飞等是第四代,80年代中期以后建构银幕文化寓言与国际开拓的陈凯歌、张艺谋等是第五代,而90年代初以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多元创作导演群体是第六代(又名“新生代”),近年来跨界发展的新力量导演们可以看作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的难以命名的“超世代”。

  郑正秋、张石川是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开拓者,在电影舶来中国、艺术与技术完全贫乏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凭借先锋睿智、干劲勇气艰难探索,1913年创作出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夏衍语),而后1922年创办了早期中国电影龙头公司“明星”,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寻找可能性,推出了《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姊妹花》等众多影响深远的电影作品,既教化民众、改良社会,建构了家庭情节剧为核心的中国电影社会伦理范式,也革新电影技术,由短片到长片、从默片到有声电影,更揣度观众与生意经营,生产了神怪武侠、言情传奇等类型,培养了王汉伦、胡蝶等明星,奠定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商业美学。

  1934年《渔光曲》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颁荣誉奖,在电影史上“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柯灵语)。在现代中国经历内忧外患、战乱接踵的三四十年代,第二代导演们适时登场,整体上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与专业训练,蔡楚生、吴永刚等跟随前辈导演在片场摸爬滚打多年,孙瑜、沈西苓等留学于美国、日本等电影戏剧学校。这一时期,尽管也存在“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软派思想,但在左翼运动和苏联电影理论的影响下,第二代导演将进步的意识形态、“五四”新文化批判思想融汇于情节剧模式,以兼顾“文以载道”和观众接受的创作意识,推出了《神女》《渔光曲》《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众多佳作,自觉承载起民族命运、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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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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