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主旋律电影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

2018-02-28 15:51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赵宜 张秀文

  春节档期间,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影片《红海行动》上映。影片呈现出高度市场化、类型化的特征,给观众带来超凡的视听体验。影片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不仅宣示了富强崛起的祖国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与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中国理性面对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态度。全片叙事节奏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并有着高度风格化的动作设计与场面调度,巷战、偷袭、狙击、突围被林超贤导演安排得有条不紊,真实而又形象地渲染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此同时,与近年来突出的类型电影主流表达的范式转向相一致,《红海行动》在战争故事原型中嵌入了“中国故事”的叙事内核,借用类型电影的外壳积极宣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呈现出主旋律叙事与电影类型化相结合之当下特征。

  事实上,《红海行动》不仅在叙事结构、视听表达、人物塑造上显示出了较高的工业水准,且在对于主旋律叙事的表述上也显得清晰、成熟,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实践,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真正的时代旋律,为在电影中进行主流话语表达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阐述范式,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

  之所以强调《红海行动》在主旋律叙事上的特殊性,原因在于影片没有刻意用家国情怀与民族主义去煽动观众的爱国情绪,赚取“低泪点”票房,而是在类型叙事的框架之内,填充进了对于当代中国伟大崛起的现实背景的理性认知,寄托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来目标,由此在电影中彰显了强有力的新时代强音,不仅实现了思想内核与类型叙事的巧妙结合,更重新思考、奏响了“主旋律”之于当下中国的真正音色。因而,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中源自于创作者自发的、偶尔显得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对主流价值观的个性化体认与书写,《红海行动》的出现无疑预示着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全新生态的开启。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一大批内容质量与社会效益突出的电影作品,这些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电影依托各自独具特色的叙事表达以及对主流话语的高度认同与创新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开拓了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新态势、新方法、新理念。然而,不得不警惕的是,这些电影虽然都体现出了自觉的类型电影承载主流话语范式,但其意识形态部分的书写往往具有自发性的倾向,因而在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分裂。而当其被表述为“主旋律电影”时,更难以避免地使官方意识形态为

  这种叙事断裂“背锅”,继而出现给主旋律“挖坑”的情况。因此,对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法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时代挑战进行一次厘清与辨析是主旋律面对多声部聚合的当下做出清醒应对与精准衔接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对主旋律电影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对其未来发展尽可能全面地做出理论预判与展望。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将主旋律电影正式规定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与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表现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精神成为该时期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目标,而树立民族形象、表现政治诉求成为主旋律电影诞生伊始的主要任务。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彼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面对市场化的探索与“狼来了”的忧思,主旋律电影成为一种应对手段,是在日益商品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影交易市场中,保留了电影作为“人民的文艺”的传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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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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