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作品影响卡夫卡中国题材小说

2018-03-06 14: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邵泽鹏

  “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曾在寄给女友的明信片上这样说。除自称是中国人之外,透过“回家”一词,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中国的向往与归属感。卡夫卡曾创作过几篇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也译作《中国长城修建时》)正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篇。

  多部作品为卡夫卡提供灵感

  通过分析《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某些语句,卡夫卡研究界普遍认为欧洲人尤利乌斯·迪特玛(Julius Dittmar)的游记《在新中国》(也译作《新中国》,1912)为卡夫卡建构其有关中国的文本提供了灵感。例如,在《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一文中,中国学者梁展分析了《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创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匈帝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联,并展示了《在新中国》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互文性。

  实际上,卡夫卡对中国的了解,并非单单来自某一本或者某几本书。许多作品都影响了他的中国题材小说,其中既包括《道德经》等被译为德文的中国经典,也包括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汉学家的著作。通过分析《中国长城建造时》的主题,以及文中对中国建筑、服饰等的描写,不难发现,欧洲在华传教士们有关清军入关史等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观点,对卡夫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1654)记述了他在中国时所了解到的明清易代历史,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之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开篇即简要描述了古代鞑靼人与中国历朝之间的争端与战争,介绍了长城的位置、长度与作用。书中描绘了明朝末期的内忧外患,政治制度上的腐朽导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而鞑靼人(满族人)这个外部威胁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这些内容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这两篇中国题材小说的主题十分接近。此外,《鞑靼战纪》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后世欧洲人了解近代中国,尤其是了解鞑靼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长城建造时》一文的主人公——“我”,一个“比较民族史”学者研究的课题。《鞑靼战纪》出版之后,天主教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鲁日满(Francisco de Rogemont,1624—1676)的《鞑靼中国史》(1668)和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觔es,1609—1677)的《中国新史》(亦称《中国的十二特点》《中国新志》,1688)相继出版,这两本书描绘了清军入关后的统治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物产、建筑等方面。这些描写的影响,同样体现在了卡夫卡的中国题材小说中。

  对建筑的描写重合度高

  《卡夫卡谈话录》(也译作《卡夫卡口述》)一书中曾表示,卡夫卡对城市中的建筑物具有广博的知识,热爱他生长于斯的城市的古老胡同、宫殿、庭院和教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卡夫卡对建筑的关注,《中国长城建造时》才得以成篇。首先,整个故事就是围绕长城的建造展开的。同时,小说中还探讨了长城与巴别塔(又称巴比伦塔)之间的关系。此外,文中对于皇宫等其他各式建筑的描绘同样引人关注。这些描写,与17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建筑的介绍十分接近。例如,《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描写了传达谕旨的使者似乎耗费千年也走不出重重宫阙,“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新史》中对中国的王公大臣以及富人居室的描写,“一座接一座,同在一平地上。每一所房屋都有大庭院并与另一所房屋分开,你由庭院登上六七级台阶,进入厅堂和卧室”。

  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卡夫卡小说《往事一页》中,叙述人“我”是鞋匠店的店主,“我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开了一个鞋匠店。黎明时分,我刚推开店门,就看到武装的士兵占领了所有通向广场的胡同口”。然而,明清两代,既不可能有通往皇宫前的广场的胡同,广场上也不可能有鞋匠店。从元代起,宫廷广场就已经从不封闭走向了封闭。明清时期,从正阳门(前门)往北,经过大明门(大清门),就是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天街”),广场东端是长安左门,西端为长安右门,广场北端中央的就是承天门(天安门)。地理学家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对明清时期的宫廷广场进行介绍表示,宫廷广场作为宫城与大城之间的过渡地带,不仅具有建筑布局上的烘托和缓和作用,同时在实用价值上也有它独特的功能。广场两侧的宫墙之外,集中布置了大量衙署作为封建王朝各机构的办公地点,而宫墙内侧,建有存放文书档案的千步廊。这等所在,自然不可能有店铺。卡夫卡之所以如此描写,应当是受到17世纪在华传教士所撰书籍中对北京长安街的描写之影响。例如,《中国新史》中曾这样描述长安街,“它从东到西,北接皇宫城墙,南面有几座衙门及贵胄的府宅。它很广阔……临街只能看见大门,大门两侧的房屋供他们的仆人或商人和手工艺人居住”。这恐怕正是卡夫卡描写皇宫广场前开设鞋匠店的灵感来源。

  卡夫卡对于中国建筑的描绘,也有一些出自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想象。例如,《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这明显是对华表的误读。天安门前后(外内)各有一对华表,其上有名为犼的蹲兽。在卡夫卡的笔下,华表被移到了遥远南方的一个村口,有守望习惯的犼变成了西方式的喷火龙,它所代表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这说明卡夫卡仍然是在以西方的文化精神理解中国建筑。而这种理解方式,正是受到了17世纪在华传教士所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有关作品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长城建造时》对中国内忧外患状况的描绘,与《鞑靼战纪》相近;另一方面,卡夫卡对中国建筑等的描写,与《中国新史》中的介绍颇为一致,这些都说明了传教士们对明清易代时期历史的记述,对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介绍,以及文中所表达出来的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看法等,都对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等中国题材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生从未到过中国的卡夫卡,主要是通过各种作品、图像、他人的转述,以及传入欧洲的中国物品来了解中国的,因此他的创作难免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但卡夫卡并没有被这些话语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束缚,而是突破了他人观点的藩篱以及小说题材自身的局限性,赋予了这些作品更加普遍、深刻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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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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