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及其启示

2018-03-15 18:1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桐生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一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的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从此中国文学语言从“殷商古语”进入了“文言”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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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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