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概念与中国散文传统

2018-03-29 16: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琰

  中国具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散文研究可以成为考验审美能力的最佳试金石。散文本身丰富而微妙的美感特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在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四大古代文体中,散文是最为混乱、聚讼最多的概念。任何学者写古代诗歌史、戏曲史、小说史,在取材对象上都不会有重大差异,而古代散文史的写作至今并未形成稳定的共识。散文之“散”,是就韵律而言还是就对偶而言?散文只包括集部的单篇文章,还是包括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如果包括后者,那么边界在哪?古文、韵文、骈文、时文、四六文、八股文、古赋、骈赋、律赋、文赋、骚赋、楚辞,这些概念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或并立,或对立,或重叠,或交叉,或承继,它们之中,到底哪些可以算作散文,还是统统可以包括?有感于种种“乱象”,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中认为:“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在当代散文史著作中,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最具范式意义,代表了“大散文”观念的持续发展与演绎。所谓“大散文”观念,即“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具体行文时,作者将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也都划入研究范围,比如《易传》《洛阳伽蓝记》《诗品》《搜神记》《抱朴子》《北行日录》《容斋随笔》《齐东野语》《日知录》《读通鉴论》《越缦堂日记》《訄书》,等等。郭预衡治学一向尊奉鲁迅,其对于散文的去取断制,很可能受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鲁迅在论述早期小说史时,其实是从一切早期文献材料中寻找“小说因素”;郭著则对此进一步扩衍,要从历代文献材料中寻找“散文因素”。如果“散文因素”充分,即便是《日知录》这样的学术笔记,也可写入散文史;如果“散文因素”不足,则韩柳文集中的文字也可忽略不计。那么,到底什么是“散文因素”呢?这得从“文”的概念谈起。

  “文”的“总括”和“拾遗”

  “文”的概念史,看似混乱纷纭,其实亦有思维规律可循。“文”这个字的本义是交错,交错就是增加了一点东西,使原来的事物变得更复杂一些。《文选》之“文”,《文心雕龙》之“文”,都表示两位伟大的编著者萧统和刘勰,在努力寻找“文”到底意味着增加了什么,才使其区别于其他文献。《文心雕龙·原道》云:“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的意思是,“文”是事物自身发展出来的“饰”,不妨可称为“内饰”。“饰”由内起,但又表现于外。一片无色的云,就不是“文”;只有当“云霞雕色”,才产生“文”;而这些“色”,又必须是云霞自己“雕”成,非如“画工”那样“外饰”。

  同样道理,一部《春秋》,若只看它所记载的事实,则不是“文”;若思考其记载事实的形式,并且认为这种形式出自作者的主体意志,那么它就是“文”。《文心雕龙》的《宗经》《史传》二篇,不能等同于经学史和史学史,其特色正在于强调经史文献的形式感以及形式感背后的主体性。形式感就是“文”之“道”,也就是“文”的本质,这是《原道》篇的主旨;主体性就是“文道”背后的“圣”以及一切效法圣人的作者,这是《征圣》篇的主旨。总之,《文心雕龙》试图从一切文献中发掘形式感和主体性,兼备二者的文献则可称之为“文”。

  萧统显然是认同刘勰的,或者说刘勰是附议萧统的。《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沉思”即主体性,“翰藻”即形式感,二者必须兼备,才是“文”。

  然而,刘勰和萧统终究只给出了“文”的本质结构,没有明确限定此种结构所出现的阈值区间。从最广义而言,“文”就是一切文献,它的主体性和形式感可以降到最弱,但也不能像账簿、名册那样完全质木无文;从狭义而言,“文”只能包括一部分文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它必须具备明显的主体性与形式感;从最狭义而言,“文”又只能是排除了诗歌、戏曲、小说之后剩下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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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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