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的文学理论价值

2018-04-10 16: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建旺

  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

 

  《文史通义》是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这部书中不仅批判了历史上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章学诚在承继刘知己“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新唐书·刘知几传》)的论调之外,另立“史德”“文德”词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版),以彰显才、学、识不能涵盖的历史问题。在具体赋予史德、文德涵意的过程中,章学诚主张文、史相融,著、评耦合,使得《文史通义》的价值不只停留于史学观念的阐发,而且也涉及文学理论的阐释,这就是史德、文德所蕴含的文学著者之德与文学评者之德。沿袭章学诚“史德”“文德”制词的理路,评者之德便是“解德”,也就是解读文本时应当遵守的一些原则。

  心术要正

  对一部作品的接受,有时会存在对立的情况。《西厢记》《金瓶梅》《史记》的接受就颇具代表性。《西厢记》在其传播史上曾颇受争议:“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增订金批西厢记》,中华书局1916年版)这种接受情况也出现在《金瓶梅》一书上:“(《金瓶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廿公《金瓶梅跋》,丁锡根编著《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无论是“文者见之为文,淫者见之为淫”的说辞,还是树“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的大旗,都是流于现象的陈述,而没有上升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辩护。今人解读作品,允许存在多元,但事关作品性质判断,多元有时未必就是宽容。

  章学诚在为《史记》非“谤书”辩护时提出的心术要正,颇具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其看来,“谤书”是因读者心不平而加之于《史记》上的“史识”,而非《史记》本身具有“谤书”的性质。换言之,《史记》为“谤书”是读者的误读,也即“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为何读者心不平会导致误读?章学诚从“气”“情”两端予以阐发,认为:“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气平情正,解读文本才会趋于理性,行之于文,则文中正平和。反之,若气失情偏,为文易坠于偏激、骄纵与沉溺。因此,解读的心术要正要平,方能不因己之气失情偏而使批评远离客观公允。

  就《史记》而言,尽管有记录汉家不善之事,但“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因此,以“录汉家不善之事”概称《史记》为“谤书”,实乃读者气失情偏之所然。同样,解读《西厢记》《金瓶梅》时,仅仅沉湎于张君瑞的翻墙及西门庆的行乐,而不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及“有所刺”,那么,接受的反映必然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临文主敬

  心术要正指出了气失情偏带来的或娇或溺,并没有清晰点出以何为正的具体标准。在“文德”词条中,章学诚提出了“临文主敬”,弥补了这一逻辑上的缺陷。“临文主敬”之“文”,泛指“一切文字”。对为文的态度,因“立言”不朽的内在约束,使得多数传统文人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敬畏。贾岛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创作的甘苦昭示了传统文人“临文”的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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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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