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开掘传世古文字资料的时代价值

2018-04-18 16: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春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字,其他六国文字遂废而不行,所以秦汉时期主要的通行文字是秦篆和隶书。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一批以孔壁竹书为代表的古文经书,它们都以六国文字写成,这些文字形体经过人们辗转摹写得以流传,并被保存至今,成为传世古文字资料,学术界称之为传抄古文,或简称古文。古文主要保存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以及碑刻、书画、玺印等材料中。

  古文材料与学术研究

  古文形体因屡经传抄、摹写以至发生讹变,不易辨识,但其学术价值却十分突出。对于出土文献而言,古文的作用是简明而直接的。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古籍记载相互结合以考证古史。而传抄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正可以之与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相互印证,这对于识别出土古文字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学者利用古文考释疑难古文字形体的例子屡见不鲜。传抄古文也会促进传世文献研究。很多古文的出处便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等书采录的文献达数十种。研究古文对于典籍中字词训诂、文字讹误、通假现象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古文资料对于历史研究也颇具价值。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铭本身便是难得的史料,如蔡氏古文墓志、陟州东海碑、黄季春墓志、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铭等材料,篇幅较长,记载了很多重要史实。

  传抄古文的价值并非一直都被认可,恰恰相反,古文形体因屡经摹写而发生讹变,以至早期学者往往忽略其价值,尤其是较晚出现的《汗简》《古文四声韵》,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谈及二书时云“愚固未敢深信也”,就连专门注疏《汗简》的郑珍也是以说明该书为“大抵好奇之辈影附诡托”为出发点。后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王国维最早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说法,指出古文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其说可谓破疑除惑,发前人未发之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尤其是近年来大批有字竹简的相继出现,很多文字与古文相合,古文因此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石经古文方面,台湾学者邱德修《魏石经古文释形考述》辨析考证石经古文形体;赵立伟先生《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以表格形式将石经古文与古文字进行了比对。张富海先生《汉人所谓古文研究》讨论了《说文》、石经古文形体,并纳入了部分汉人注疏中的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在这时也凸显出来,学者开始重视二书。如黄锡全《汗简注释》,利用古文字材料考证《汗简》字形;王丹先生《〈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吸收了近年出土简帛资料,对此二书中部分形体进行了梳理。从特定角度研究古文的著述也陆续出现。徐在国先生《隶定古文疏证》对传世字书中的隶定古文予以整理;徐刚先生《古文源流考》从文献源流方面研究古文。徐在国先生《传抄古文字编》是目前收录古文形体较为详备的字编类工具书。还有很多研究古文的单篇文章,此不赘述。

  古文材料与艺术创作

  除了作为研究资料外,传抄古文也是重要的艺术创作素材。《尚书正义》:“科斗书,古文也……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此说对古文笔画特征的描述是比较贴切的。从形体上看,古文笔画头粗尾细,形体圆润婉转,线条活泼流畅,十分适合书法创作。

  据典籍记载,较早擅长书写古文的是东汉末期的邯郸淳、卫觊、张揖等人,更有学者怀疑三体石经便出自他们之手。唐代对书法极为重视,教学机构中曾专门设立古文课程。《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两岁,《字林》一岁。”“石经三体”即三体石经。唐代较为著名的古文书家如瞿令问,其分别以古文、篆文、隶书书写阳华岩铭;又专以古文书写窊尊铭,元结赞其“艺兼篆籀”;瞿中溶谓之“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同时期的卫密、董咸等人对古文笔法亦有专攻,且技艺精湛。宋代崇尚复古,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古文资料也倍受重视。郭忠恕、夏竦不但辑录古文成书,而且擅长篆写,如前者所篆三体阴符经中便包括古文,此碑流传至今,现存于西安碑林,属稀见珍品。同一时期的梦英、陈恬、孟孝孙也皆有古文作品传世。金代著名书家党怀英也擅长古文,现存的王安石古文诗刻便出自其手,《金史》本传云“怀英能属文,工篆籀”所言不虚。金、元时期的古文往往见于道教、佛教、府学所刊立的碑石之上(多是额铭),这说明当时古文多用于与宗教、教育密切相关的庄重场所。明、清时期,古文碑刻材料也偶有出现,如黄道周所书其父黄季春墓志、许穆所书陟州东海碑等,但数量上较宋、元时期明显不及。

  除了碑刻材料外,艺术作品中大宗的古文材料便属印章了。古文入印现象较早从唐代开始,如流传至今的“敦实”铜印便以古文刻写。宋代之后,古文印章有所增多,不但存在传世品,考古发掘中亦时有出现。如陕西旬阳县宋代窖藏出有“为善最乐”古文铜印一方,此与毓庆宫旧藏一枚印章印文相同。金代也有古文印章发现,如道士阎德源墓出土一漆方盒,盒中装有五枚牛角印章,其中四枚以古文刻写。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古文印章开始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元代前后的印章材质有所改变,石料逐渐成为治印主材,其不但便于操作,且极为易得。另一方面,文人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猎奇嗜古最能激发人的审美情趣,古文恰好符合这一需要。据我们查检,这一时期见于各个印谱及书画作品的古文印数量达到千枚以上。清代后期直至民国,古文印章开始衰落,数量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古文入印现象则极为少见。

  在众多字体中,古文圆润奇古,生动华美,不仅能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个性,还可彰显作者的学养与水平,所以颇受文人青睐。同时也应注意到,古文屡经摹写,以致形体古奥奇异,不易释读。所以今人在见到古文作品时,往往无法做到正确的识别、理解。如山东高唐县出土的金代虞寅古文墓志盖铭,原整理者不识,误将古文当成女真文字;重庆酉阳曾发现以古文书写的三字经,有的学者怀疑其是苗族文字,有的则认为与女书、水书相关;山东章丘市文祖镇龙泉庵前存有一副古文石刻楹联,学者不识,或误认成道教文字。至于古文印章,人们给出的释文更是错误迭出。所以,我们对传抄古文材料的认识、了解还应进一步加强。

  古文材料值得深入挖掘

  总体来看,对古文材料的研究与利用还可再深入。首先,应该建设古文电子资料库。科技的进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建立资料库对于古典文献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出土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的资料库建设已在进行之中。同样道理,也应建立传抄古文资料库,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材料的价值。其次,需对印章等散见的古文材料进行搜集、研究。大宗古文材料如《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已有很多学者关注,古文碑刻的整理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但古文印章等材料目前还缺少集中的搜集与研究,这项工作是对以往的总结,其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社会风气、文化现象、文人心理等,同时也可为今人治印提供借鉴。最后,当代艺术创作应该重视古文材料。古代的石刻、铜器、玺印、书画等艺术创作,都大量使用古文,其艺术效果独特鲜明;而现今的书画、玺印作品中很少能见到古文。任重道远,我们有义务将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

  古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载体。近年来,国家提倡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并重点强调发展古文字等“冷门”学科。这既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也给予学界莫大的鼓励。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充分了解、认识并利用传世古文字资料,尽量吸收它的学术养分,极力发掘它的艺术内涵,使其能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发挥力量。

  (作者:李春桃,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抄古文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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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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