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群体流派初探

2018-04-19 15: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仲谋

  明代词史约有四派,即明初遗民词派、明前期吴门词派、晚明艳词派和早期柳洲词派。

  明代词史的“四派”

  明初遗民词派,主要成员有谢应芳、倪瓒、梁寅、邵亨贞、邾经、顾阿瑛等人。按照传统的判断标准,他们入明之后不再出仕,应属元人或元遗民,但入明后依旧健在,甚至比刘基、杨基、高启等明初词人更长寿,而且词作往往可以系年,因仿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之例,作为明初词坛的一个特殊群落。这些遗民词人多隶籍于江南松江与苏州一带,因为此处为张士诚故地,故入明之后备受压抑。在入明之后的词作中,有阅历沧桑、忧患飘零的深沉悲慨,有力求超脱、忘情世事的野逸自放,也有刻意显示殷顽姿态的高老生硬,以及历代遗民诗文中常见的荆棘铜驼之伤。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感情基调,使之形成沉郁顿挫、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

  吴门词派的主要成员为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以及徐有贞、吴宽、史鉴、杨循吉、陈淳等外围人物。这实际是一个涵盖文学、艺术等多个分支的区域性文化流派。论书法则称吴门书派,论绘事则称吴门画派,论文学则称吴门诗派或吴门词派,实际都是以同一个文人群体为基本阵容,不过论绘画会加上仇英、陆治、钱谷,论书法会加上李应祯、王鏊,论诗文则加上蔡羽、王宠而已。而多种人文艺术的兼擅与互动,既是这一文化流派的最大特色,也是造成某种艺术形式左右逢源、转益多师、互动互渗、出新变化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如果没有书画艺术的专长,像未入仕途的沈周、唐寅,以及短期出仕又辞官还乡的祝允明、文征明等就不会活得那么潇洒。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诗文词曲方面的文学造诣,他们的书画艺术也不会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集多种人文技艺于一身,也潜在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与价值取向,使其在出处辞受之际,能表现出更为潇洒的人生姿态与创作风度,因而重塑了一个与往古有别的全新的文人群像。

  一代有一代之艳词。明万历年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风潮,在文学艺术方面,受艳情小说、戏曲及时调民歌的影响,晚明艳词应运而生。以年代论则自万历以至清初,以地区看则主要以吴中地区即苏州、常州、湖州、松江、嘉兴、杭州一带词人为主。此派的兴起以王世贞的词论为理论基础,以杨慎、高濂等人为前驱,以吴鼎芳、顾同应、董斯张、施绍莘、单恂、徐石麒(坦庵)、彭孙贻、沈谦等人为代表性词家。晚明艳词体现出与宋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宋代艳词重在情,晚明艳词偏于趣;宋代艳词言情恳挚,深沉婉曲,虽写男女之情,却每可用于人生理想之追求或永恒企慕之境界;明代艳词偏重描绘女性体态,言语间每有傻角小生猎艳之意。宋代艳词绮艳而偏于感伤,晚明艳词则多科诨喜剧意味。世俗化、喜剧化、民歌化,或可称为晚明艳词的三大特色,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明体词”的特色内涵。

  晚明柳洲词派亦可称前期柳洲词派,在江南地区兼跨明清的诸家词派中,柳洲词派兴起较早,且因为有《柳洲词选》为文献载体,比较容易界定。根据词人生卒行状及词作系年,在前后期共约200家词人中,属于前期柳洲词派者至少在55家,作为代表人物,王屋、钱继章、吴熙(亮中)、曹堪(尔堪)等“柳洲四子”在崇祯八、九年之间一次性推出个人词集,以及陈龙正所作《四子诗余序》,或可看作前期柳洲词派形成的标志。前期柳洲词派与云间词派同时而略早,不宜视为云间之附派。两家差异甚为明显。就创作主体的人格形象来说,云间词人更多文人气,才子气,风流倜傥,才华艳发,而前期柳洲词派中人则多刚方之士,有儒者气象;以词作题材主题而言,云间多“春令”之作,伤别念远,含情凄楚,柳洲则虽有少量艳词而不主一家,尤多写自然风物;从词作风格来看,云间词类不出乎“绮怨”,柳洲词则以“清越”为主导风格。在前期柳洲词派的各家作品中,“清”字或可引申细分为清淡、清雅、清疏、清空、清秀、清越,但无不以“清”字为词根,实即以“清”字为主调。

  明代词坛的“二体”

  明代前期词坛上有二体,一是台阁体,二是理学体。

  台阁体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呈规律性、周期性出现的文学现象。一般来说,大都发生在国祚较长的王朝前期,在第二、三代帝王当政之时。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诗文方面有台阁体,词坛亦有台阁体,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体现为同一个台阁文人群体对各种文体的渗透与制控。台阁体词人主要有杨士奇、杨荣、黄淮、胡广、陈循、倪谦、邱濬,以及藩邸词人宪王朱有燉和太子时期的朱高炽、朱瞻基。他们继承了宋代柳永、大晟词人和南宋时馆阁词人的路数与风格,述恩礼盛事,咏节庆祥瑞,多选择《满庭芳》《清平乐》等吉祥喜庆的调名,采用曲终奏雅的结构模式,雍容和乐的艺术风格,在调名、结构与意象修辞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格式化效应。铺陈祥瑞,歌时颂圣,不胜惶恐中带着做作而夸张的激动,以及知恩图报的效忠之词,是台阁体词的典型特征。

  在词史上,由于对某些名家名篇的群体追和,不仅会构成词的传播与接受史上的独特现象,也会不约而同地强化某一词调独特的表现功能。《苏武慢》在两宋时期犹为普通词调,使用频率不高,亦无独特的调性特点。元代全真道士冯尊师作《苏武慢》20首,述“遗世之乐”与“修仙之事”;嗣后经元代后期大文人虞集追和12首,遂成经典。据统计,明人所作《苏武慢》凡234首,在明词用调频率上居第32位。尤其是在明代前期,凌云翰和作12首,林鸿8首,姚绶12首,林俊14首,祝允明12首,夏言14首,刘节14首,皆为追和虞集之作。这不仅是选调用韵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意味着创作旨趣的“选边站队”,追和虞词就意味着对虞集词作主题取向的认可与继承。《苏武慢》以四四六句法为主旋律,散行中见整饬,给人步调从容、抑扬中节之感。明代前期对《苏武慢》的群体追和,体现出特定的价值与风格取向:一方面是冯尊师词中原有“仙家活计”的消弭淡散,一方面是向邵雍、司马光等“理学体”诗风的靠拢回归,同时又从游仙诗、田园诗、自寿诗有所借鉴,遂形成一种闲适旷达、知足常乐的稳定的调性风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人群体流派研究”负责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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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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