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家类”提要看四库馆臣的“严”与“宽”

2018-08-07 16: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元伟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最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其中卷140至卷144为子部“小说家类”,共收书319种,每种都撰有相应的提要。细读“小说家类”提要可以发现,四库馆臣在考据、评价作品时,常常表现出两种鲜明的情感态度:“严”和“宽”。“严”的时候指瑕批谬,仿佛不容商榷;“宽”的时候则开明兼怀,显得通融宽和。透过这两种批评态度,可以管窥四库馆臣对于历代学人、学术的深层认识。

  秉持实录 驳斥诬妄荒怪

  四库馆臣的“严”,表现为对具体作品乃至时代学风的尖锐批评。就子部“小说家类”而言,他们秉持“实录”和“著述有体”的评价原则,极力驳斥那些诬妄荒怪、充斥着舛误疏漏,徒能乱人耳目的作品。比如斥责《大唐新语》《桯史》《东南纪闻》《金华杂识》等作不但记录了大量神怪俳谐内容,编排上也猥琐芜杂,是“自秽其书”;批评《世说新语补》“岂识黑白者所为”(“黑白”意为白纸黑字,“识黑白者”指读书人);指斥《明词林人物考》是“小说家言,何关文苑”等。另外,也用了“黜而不载”“幻诞无稽”“附会”“不伦”等语词评价作品,从古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措辞、语气都是极其严厉的。

  四库馆臣对个别朝代作品及学风批评尤其“严”,特别是在评价明人著述时,常常把个人批评上升至对明代学风的严厉指责,有时近乎鄙薄。对明人的批评,以祝允明、陈继儒等人为多,如《志怪录》提要谓:“观所著《野记》诸书,记人事尚多不实,则说鬼者可知矣。”《野记》条云:“允明所撰志怪及此书,可信者百中无一。”紧接着对明代著述风气进行揭发式的批评,《前闻记》条云:“明人欲夸著述之富,每以所著一书,分为数种,往往似此,不足诘也。”陈继儒更是一个标靶式的人物。早在“杂家类存目”提要中,馆臣便开始对陈氏发难,如《珍珠船》提要云:“盖明人好剿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销夏》提要:“纤仄琐碎,亦可谓徒费心力矣。”至“小说家类”则更甚,如《见闻录》条云:“叙次丛杂,先后无绪,仍不出其生平著述潦草成编之习也。”《太平清话》条:“征引舛错,不可枚举……乖舛显然。”就批评语气之严厉程度言,陈氏更在祝氏之上。

  此外还有几处,馆臣对明代不良学风作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如《金华子》提要除指出胡应麟《九流绪论》之误外,还顺手写道:“明人诡薄,好为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西峰淡话》条论及:“非明人挟持私见、曲相排抑者可比。”《续世说》提要述及该书名实不符时写道:“明代伪书,往往如是,所谓欲盖而弥彰也。”《香奁四友传》条云:“词意儇薄,了无可取。盖明初淳实之风至是已渐漓矣。”《小窗别纪》条云:“总明季纤诡之习也。”对比其他朝代如唐、宋等,四库馆臣对有明一代学人、学风批评之“严”,可见一斑。

  开明兼怀 避免以今律古

  与“严”相对,四库馆臣也时而褪去严峻的外表,显出“宽”的底色,这主要表现在开明兼怀的批评方式上。具体而言,开明兼怀就是“理解之同情”,指分析具体作品时,抛开门户之见,充分考虑作者身份及历史语境对创作的影响,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苛责。

  比如《侯鲭录》提要在指出该书“冶荡”“近诬”“妄传”等缺失后,仍旧认为“所记录多尚有典型,固不以人废言”,显出宽容气度;《铁围山丛谈》为蔡京之子蔡绦所撰,而四库馆臣认为蔡绦“虽盗权怙势,而知博风雅之名者”,“其人虽不足道,以其书论之,亦说部中之佳本矣”。父有过,不及子,这种不计出身、唯才是取的态度尤为可贵。既然可以不拘身份地去取作品,那么也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作家创作动机了。如《觚不觚录》提要云:“盖世贞弱冠入仕,晚成是书,阅历既深,见闻皆确,非他人之稗贩耳食者可比。”《古今谚》条:“此盖(杨慎)久居寓所,借编录以遣岁月,不足以言著书。”在秉持正统观念的馆臣那里,作为大文豪的王世贞、杨慎等人却去创作“不入流”的“小说”,本来是不足取的;但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和特定语境,馆臣还是表达了理解之同情。

  四库馆臣还常常从文体经验、学风和时代语境等角度审视具体作品的缺失,以理解代替苛责。比如馆臣认为野史小说一类文体,自古就虚实错出,不能以偶有舛错而废全书。《渑水燕谈录》提要说:“然野史传闻,不能尽确,非独此书为然。”《明皇杂录》提要指出“不尽实录”时也说:“然小说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不独处诲。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实,遂废此一书也。”其他如《前定录》提要云:“然小说多不免附会,亦不能独为此书责也。”《剧谈录》云:“然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不以是废此一家也。”《睽车志》条:“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不能尽绳以史传,取其勉人为善之大旨可矣。”皆是如此参详、去取,显示出通融宽大的精神。

  结合学风、时代语境考察作品得失,也是“宽”之一面。比如论及《南窗记谈》重复收录他书这一缺失,馆臣认为这类现象“盖宋人说部之通例,固无庸深诘者”;《闻见后录》提要也说:“宋人说部,完美者稀,节取焉可矣。”其实在“杂家类”提要中,馆臣就表达过类似观点,如《北轩笔记》提要云:“体杂小说,未免为例不纯。是亦宋以来笔记之积习,不独此书为然,然不害其宏旨也。”既然宋代的学风和学术环境本就存有瑕疵,身处其中的文人沿袭之,也就情有可原了。

  宽严结合 重视学术考辨

  四库馆臣对具体作品的考察,通常也严、宽结合。如同样是批评神怪小说,对存实录、寓劝诫、资考证的作品有所肯定,而对纯乎荒怪不经、猥鄙芜杂的作品则深恶痛绝;“严”往往针对的是质量欠缺的作家作品,而“宽”则多指偶有瑕疵者;有时候“严”和“宽”也见于同一著作的评价中,谈到优点、益处时表现得“宽”明通融,论及诬妄、舛漏时就变得“严”词厉色了。

  《四库提要》是严谨的学术考辨的产物,它表现出来的严、宽态度,应该说与“小说”作品水平的良莠不齐有关。同时,也与《四库提要》成于众手、馆臣在掌握批评尺度方面存在些微差别有关。《四库提要》定稿早已成为历史,想要查明由何人如何分工撰成,理论上已不太可能。但这一合理推断则不宜轻易否定。

  此外,这种态度差异应与四库馆臣的学术背景有关。清代学术思潮以汉、宋学之争为主线,而在四库馆臣中,倡汉学者是主流,代表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这从《四库提要》的学术色彩也可看出。他们推崇考证精严的学风,而对学问空疏、空谈性理的现象大加批评,而明代学风之芜杂历来为人诟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明人学风经常被馆臣严加对待,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宋人学风的评价就要比明代高出很多。上文曾经举例说明馆臣对宋人说部、笔记之缺失示之以“宽”,其中并未对宋人学风作严厉批评,原因就在于宋人学术虽以性理之学为著,但在历史文献学诸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且对清人汉学之复兴产生过积极影响。因此,尽管四库馆内外有汉、宋学之争,但在四库馆臣那里,宋人及其学风依旧是明人难以比拟的。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项目“‘子部小说’目录汇考与综合研究”(2018030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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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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