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空间叙事与方志的海洋实践

2018-08-17 16: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旭辉

  传统的《山海经》研究中,“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和“古之语怪之祖”两种观点构成其论争的基本框架。推衍近代至今,在《山海经》研究占主流的地理、神话两派之外,更多学者从人类学、民俗学、天文学、图像学以及勘探测绘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山海经》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得以渐次成形。这其中,以“海洋”作为新的考量维度,既区别于传统以“大陆”为中心的文本价值评估,也可以使《山海经》海洋观念线索与相关方志资料实现互文分析。

  海洋观念与文化空间

  《山海经》保留有丰富的海洋观念信息,集中体现于语言词汇、整体架构和深层思维三个层面。语言系统中的海洋元素是《山海经》海洋思维的基础,但词语层面海洋要素的体现尚显粗糙,“海”并没有确定的意义指向海洋,而是包含一切浩瀚的水域,甚至广袤的沙漠陆地,这种语义宽泛杂糅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幼海”“少海”“裨海”“西海”“蒲昌海”等词语上。

  众多典籍资料均显示,《山海经》中“海”“水”“河”“海洋”等词汇均存在交叉并用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海洋观念没有清晰的边界,尚且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词汇,与其对水域的实指意义相比,其投射远方、未知之地的虚指意义更为突出,与上古的“异域”“大荒”之意存在交集。其次,与相对成熟且具备一套仪式成规的中原礼乐文明相比,海洋观念更为松散和模糊,但因此也更具自由的特征。地理学意义上的模糊为远方的自由怀想留下了空间,尽管后世海洋观念的演进更加朝向现实也更具科学性,然而,萌蘖期的这种浪漫特质却伴随始终,在方志所见资料中屡屡得以印证。再次,海洋观念在《山海经》中的意义依然是作为中原主流文化的映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也恰是证明了对本土的固守和回归。因而,即便《海经》占据了《山海经》的大部,其依然是以中原文化为旨归而完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构想。以海洋为基准,《山海经》区分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地位,可以说,在其架构出的“四海”“海内”“海外”等世界图景中,带有强烈的文化层级色彩,因此是一种文化空间而非地理空间。

  语汇层面之外,《山海经》的海洋观念还体现在其整体架构中。在《山经》五卷中,主要是对山川名物的罗列和描述,也多是由山及水再及海,水、海、动植物成为《山经》山脉描述的主要参照系,海的因素不可忽视。而《海经》十三卷中,则更多是对异域他国及风俗奇闻的记录,虚实是其次,回答了海之中、海之外“有”还是“无”的问题。海的另一端有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异域民族、奇闻异谈,交织着趣味和风险。“海”渗透于《山海经》的整体架构中,成为上古时代生存解释的重要维度和参照系,形成中华文化的“海洋基因”,也是浙江方志中所保留的更为成熟的海洋精神的重要来源。

  在方志地图中,“海”多以“大海”“东至大海”“东至海”等文字标注,成为显著的地理空间元素。尽管还处于方志地图的边缘位置,但“海”在标定舆地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陆海关系得以展现。可以说,《山海经》以想象及意象附着的方式开启了上古时期的远方认知,而传统方志中的地图形制,却将围绕海洋的诸多想象推进到了偏重科学的海洋认知,这一过程中,海洋实现了自身的祛昧。同时对于“空间叙事”而言,也由《山海经》的重叙事轻地理,转变为方志中的以空间为重叙事为轻,体现了传统空间叙事渐趋科学化的动态演变过程。

  海洋认知与海洋实践

  相较于《山海经》的海洋观念,方志资料所呈现的海洋认知流变则更具科学性。在《山海经》文本关于认知空间的建构之外,海洋文化的演进还体现在海洋实践的拓展。具体而言,相关方志中丰富的海洋实践信息主要包含以下三个侧面。

  第一,规避海难事故。海潮飓风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温州府志》记:“外海风潮里至:温与台接壤,台之外海大陈山与温之外海邳山交界,自大陈山乘东北风,一日可至邳山,自邳山长潮向西南上行,半晌可至大鹿,自大鹿半潮可至横坎二门。”这些记载与包括《文献通考》《宋史》等在内的其他史籍形成了呼应,两部史籍多次记载的日本海难事故和高丽海难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海难的多发性。而方志显示,人们已经可以根据季节时令及海潮、风向的规律,指导出海活动,规避海难的风险。

  第二,加强海防。对海贼、海盗的防范也多见于方志记载,如《温州府志》曾记:“日本居大海中……视风之变迁,北风多则犯广东,东风多则犯福建,东北风多则至韮山、大陈、积谷、邳山、大鹿而犯温州,或进乌纱门普陀而犯舟山、定海,或径由韮山而犯象山、昌国、台州。”又记汛期来临时“夏至后南风盛,海水热,蛟龙起,飓风作,彼既难来,我亦难哨,故此时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阳,东北风与南风时或连作,故防之。冬至后海寒,北风欲沍,故十一月撤防。惟四月渔船出洋,乘掠盐米、壮男,不敢深入内地”。海上倭寇来犯具有时令和季节性,而地方的海防政策多要据此而定。

  第三,扩大海商。在《宁波府志》《温州府志》等方志材料中,多可见对于“番航”的记载,如对“元延祐四年六月十七日黄昏时分有无柁小船在永嘉县海岛中界山地名燕宫飘流”一事的记录,即典型的通商所为。同时,上述方志“海防”一目下也多有关于海商贸易的相关记载。海商贸易成为海洋实践的重要组成。此外,海洋实践在沿海造船业、航海笔记文学、民间海洋信仰的传播等各个层面也有很多体现。

  区域文化与海洋精神

  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经由上古时期海洋观念到方志所载海洋认知和海洋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山海经》和方志的比对是研究传统海洋思维较为合适的路径。方志所示区域海洋意识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地域表征和缩影,在彰显区域文化特殊性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海洋精神的总体发展趋势和规律。具体而论有如下三点特征。

  其一,杂糅着想象的传统海洋意识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珍贵起点,是对主流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必要补充,在传统儒家政治礼制思想之外,保留了可贵的艺术思维和艺术精神的萌芽。其二,区域海洋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以求真的海洋认知逐步引导海洋思维日趋明朗,最终固化为地域文化精神中宝贵一维的过程。其三,海洋文化也为特定的区域文学尤其是山水文学提供了发展动力和审美质素,使之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合适范本。

  (本文系浙江省之江青年哲社课题“汉代自然审美经验的图像美学研究”(16ZJQN48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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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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