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的品质在于客观与思想性

——关于一种文学样式的“碎语”

2018-09-20 16:0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陈歆耕

  传记书写人,展示真实的人,进入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灵史,是可以通过一部部传记来构建的

  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历史人物传记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对历史人物获得一种新的观照,让思想从史料中生发。当下一些历史传记最大的症结是堆积史料,缺少史识

  对于那些古老的已经有定评的人物,由于可供驱遣的史料记载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虚构”的方式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美其名曰:增强“文学性”。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真

 

  一

  我得坦率地承认,在我2012年开始写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时,我对如何写好一部传记,并没有任何研究。我似乎莽然撞进了一个从未涉足的领域。

  以往的写作经验积累是报告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人物的短篇,不能算传记。传记总应该对人物有整体性的展示。我的前期准备仅仅如此。有两个常识性的规则,我是了解的:一是要真实,二是要好看。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先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于是就一边写,一边摸索。有一个想法是清晰的,那就是面对传主的特征,面对他的一堆史料,总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表现他的叙述风格和方式,以及如何将那些众所周知的史料揉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黏合。这个想法,后来被人称为“文本意识”。

  也许,无意识中应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我并不是想要这样写,而是不得不这样写。”

  二

  关于传主的选择,一开始我也是非常茫然的,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最初我想写写金圣叹,一是想通过写作来了解金圣叹的批评理念;二是他的死非常悲壮,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已经有人在我之前把金圣叹的选题拿走了。尽管没有写他,我还是凭兴趣看了不少有关他的评点文章和资料,获益很多。

  后来写龚自珍这个人,是因为友人的推荐。选择这个传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毫无把握能否将此人写好。初稿写好后,也没有自信,请了一些朋友提意见,得到基本肯定后才交付出版社评审。至于成书后,究竟如何,也有待读者检验。我觉得专家的检验不重要,最核心的还是读者的接受度。一部没有读者的书,专家再叫好,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很难走到读者的心里去。这部传记面世半年,究竟能走多远呢?说不好。但通过写作实践,倒是促使我思考传记写作的一些问题。算是事后“诸葛亮”。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恋爱,等到知道怎么恋爱的时候,可能却找不到“爱”在哪里。

  三

  今后写不写?写谁?先不考虑。那就把自己想到的如何谈“恋爱”奉献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想到的是对传主的选择。这一点对传记写作,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面对的是两类人:生者与逝者。或者通俗地说,是写活人,还是写已故的人。前几年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位研究传记文学的朋友提出,要多写活人,她认为写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操作性。因为无法直接采访,获得鲜活的材料,依靠他人已经写过的史料,很难写出新意来。我认为她说对了一半,即写历史人物确实面临史料受限制、难出新意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放弃突破困境的努力,更不能得出写历史人物不可操作的结论。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司马迁的《史记》里为何有那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他写的人物,都不是同时代的活人,都是逝者;我们就会很难解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何能成为他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他写的也是逝者。

  写活人似乎看起来要容易得多,比较容易通过采访当事人,获取鲜活的第一手素材。但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凡是容易获取的东西,往往埋藏着意料不到的隐患。第一,人的记忆常常也不是十分可靠,素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仍然要通过多方考证才能接近真相;其二,最大的困境是,写作者很难多角度展示传主的真实形象。说好容易,说差难。尤其是某些成功人士、名人或高层政治人物,写他们的传记,几乎很难涉及他们光鲜背后的阴影,哪怕是一点点瑕疵。因此,要说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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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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