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清代学人的“明道”追求

2018-10-08 17: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林存阳 孔定芳

  内容提要

  明清更迭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反思,诸多学人本着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因应社会政治之巨变,感应时代之脉动,扬起“明道”的治学大旗。诸多学人借由“通经明道之钥”的训诂考据,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道,朴实考经证史之学术潮流遂在乾嘉时期蔚为大观。他们通过经典文献的整理和考辨,以恢复原始儒学和圣人之道的本来面目;以厚实的经典考证,来抉发儒家元典的确切内涵;分辨杂入正统儒学中的其他思想,以净化儒学道统,对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成就斐然。尽管这一学术取向有其时代或思想的局限,但就学术承继、文化脉络传衍而言,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和转型时期,清朝近三百年的发展演变,既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值得全面反思与审视。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清代文化不仅在许多方面集往代之大成,而且也展现了新的气息,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其关键在于当时人尤其是学人,对中华民族文化所秉持的文化自觉,以及对“明道”的孜孜追求,从而为中华文化的赓续与更新,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

  明清更迭,无疑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震荡,更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未来走向的不断反思。在艰难的抉择中,清廷选择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治理之策,而很多学人也本着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高扬起“明道”的治学大旗。被奉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曾大声疾呼:“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而他所致力的“救世”,并非着眼于“一姓之兴亡”的“救国”,而是汲汲于文化上的“保天下”。黄宗羲指出,明亡后“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因为在他看来,“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所以他才会以“医国手”自期,发出“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断头穴胸,是吾人分内事”的呼吁。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抱持“孤行而无所待”的精神,苦心孤诣地“保其道”。费密则作《弘道书》,以明其志。陆世仪也强调:“学道贵能自任,盖既自任,则便有一条担子,轻易脱卸不得。”凡此,无不体现出他们对“道”的诉求,及“任道”之笃。

  学术流变,后海先河。赓续清初诸儒之志,乾嘉学人更将“明道”奉为治学之鹄的。如被尊为“汉学领袖”的戴震,自17岁时即有志闻道,终其一生皆以“君子务在闻道”为追求。《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之作”,既是其“闻道”追求的学术实践,也是其“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学术理念的结晶。生活于乾嘉道咸年间的朱壬林,也不无感慨地强调:“窃以为汉学、宋学不宜偏重,夫学以穷经求道,一而已矣。”这一观念很清晰地表达出其时学人的治学追求。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清代学人孜孜矻矻于“道”的追寻,无疑源于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真诚的文化自觉。孔子一生即以弘道为己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心之向道置于首位;以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甚至“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闻道视为超越生死的大事。所以,在清初学人尤其是明遗民学人的思想观念中,视儒家之道为其身心的安顿之所,而且相信道统可以不随治统的转移而转移。如陆世仪就认为:“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王夫之也强调:“天下无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与天下无与。然而道之不可废也,不息于冥,亦不待冥而始决也。”尽管清初统治者为建构统治的合法性,一再宣示其“得统之正”,且在文化治策上实施“崇儒重道”,而其欲纳治统、道统于一体的意图,显然与学人之间存在张力。不过,王夫之对道统与治统的分疏,虽然有所侧重,但也并非视之为鸿沟。所以,他强调:“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

  总之,自先秦儒家以来,“明道”的观念即成为儒学发展历程中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而唐宋以降,道统意识的成长,则为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在生命。尽管不同时代的儒者对“道”的内涵,以及“体道”的“从入之途”意见不一,但以“求道”“弘道”“行道”为追求,是有共通之处的,且内化为他们的价值信念。清代学人对“明道”的诉求,无疑是这一脉络的赓续,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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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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