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对江户时代的影响

2017-05-22 09:3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世明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 

  《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关注。如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曾言:“《书》者,帝王之大训也。圣人之言,义莫备焉,道之所在也。夫《书》者,义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与义,折衷于《论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尚书学》)其初,程朱理学盛行,朱子学派讲道学,也谈尧舜禹汤相承传的道统。其后,古学派崛起,则更是要从古经古史中探寻道统的踪迹。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儒学的真谛,而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师徒则是将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尧舜禹的原始时代。《尚书》中反复倡导的“德”“仁”“敬”“诚”等,也被他们认作为“圣道大义”。然而,日本学者在感受“德”“仁”“敬”“诚”的过程中,却将“忠君”视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统的第一要义。如林罗山在解读《尚书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一句时,便说:“‘放’当作‘教’,盖古文‘放’‘教’相肖,传写之误也。太甲不顺,故尹教诫之于桐,而后顺于道。”(《林罗山文集·示恕靖百问》)伊尹为臣,岂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为了强调“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经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孔安国《传》解释为“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这是指不同级别的人所用的礼物。林之奇《尚书全解》就曾说:“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日本冈白驹则说:“雉性不驯,不可生为贽。士执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尚书解》)即将此与忠义之行联系在了一起。这体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人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重义轻生,美化死亡,忠君死节,变成日本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对民本思想的重视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大禹谟》曰:“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以此为理论基础,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冢田虎在《尚书补注·大禹谟》中说:“政之善者,在导之以德,而所谓政者,以抚养民为本。”冈白驹在《虞书·尧典第一》中言:“农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书解》)所谓交易,即是指商业活动。注者把商业对民生的意义与“农”一并提出,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中国的传统经济是重农轻商,而江户学者则农商并重,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尚书》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盘庚》篇有“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之句,蔡沈《书集传》释为“直戒其所不可为,勉其所当为也”。而日人龟井昱则说:“不敛货财于己,以散之于国,生生自勉也。”(《尚书考》)同样,佐藤一斋亦言:“货宝是生生,各自所用,无专以总之于己也。”(《尚书栏外书》)他们希望统治者不要独占财货,而是将其施之于人民。此既表达了江户学者对于商业货物的态度,又体现了其对下层百姓的牵挂与同情。重“民本”,必关注“人情”,故中井履轩《尚书逢源》说:“事何分大小,人何论圣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钦训解《西伯戡黎》时亦言:“天与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盖可知矣。”(《笔记书集传》)农商并重,注重人情,对《尚书》中此种思想的发掘,助长并促成了日本町人阶级的兴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为工商业者。他们创造的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浮世草子等大众文艺模式,被后人称之为町人文化。

  对政治典谟意义的关注 

  荻生徂徕曾说:“学《书》者之可从政也”(《尚书学》);猪饲彦博亦言:“此篇(《尧典》)所载,为万世帝王为治之本”(《尚书纂传》);宫田五溪更是说道:“夫《尚书》之传于吾邦也,朝廷立之学官,与我政典并用,而后千岁,无有异论。”(《古文尚书总辨》)可见,《尚书》在日本被立于学官,起着治国政典的作用。而大槻东阳仿照《尚书》文体写出的日本诏令集——《皇朝尚书和解》,更可视作是《尚书》言政之楷模。当然,政治行为必定会凸显其实用价值。在江户时期,《尚书》的这种实践性最先是从日用伦常之处表现出来的。如中村敬甫在《笔记书集传序》中说:“大经者,纲常伦理也。”又伊藤东涯在《古今学变》中言:“日用彝伦为当务,济世安民为极功。”而帆足万里在注解《禹贡》“六府孔修”时亦说:“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须,修之令各得其宜也。”(《书经标注》)同时在阳明心学(日本当时的阳明学派)的影响下,他们将《尚书》完全视作了求心之书。如佐藤一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书辨》中说:“《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训也,废之而天下复有此邪?”又注《大禹谟》时言:“独心学醇明,而后灼见情伪,洞察肺腑。”(《尚书栏外书》)由此而造就了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一批人物。他们喊着“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以佐藤一斋《言志四录》为行动指南,发动了明治维新运动,彻底终结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统治。

  总之,江户时期日本的《尚书》的研究,不仅确立了《尚书》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响到了日本社会风气和日本的发展。

  (作者:刘世明,系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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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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