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再现作家的文学个性

2017-05-23 14:28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醒龙

  办杂志整10年了。当初出任《芳草》主编,文坛上下都以为我只是挂个名,没人去想我会比所谓职业杂志人干得还认真,此中缘故几何,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像周新民教授一类的作者与学者的支持当然是原因之一。作为一家走过很曲折道路的文学杂志,重归正途之时,便设定与文学主流血脉相承,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小说、诗歌等常规作品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逆袭逆转。基于此,我们在“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框架下,集中推出“50后”、“60后”、“70后”作家访谈栏目,一经推出,新民教授就替我们扛起“60后”这面旗帜,几年下来,其他的不是换人就是换手,惟有新民一如既往,越做越有心得,越做斩获越多。

  从接手“60后”作家访谈以来,新民一直认认真真地精心构思,踏踏实实地开展访谈,在连续刊发的20位作家访谈中,逐步展现一位年轻学者的学术特色,进而用其学术特色呈现“60后”作家丰富复杂的创作状貌。

  “60后”作家开始引起学界注意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几位“60后”青年作家在小说艺术形式上刻意创新,与稍早作家注重作品社会内涵的创作风格差别较大,因而被归入到先锋文学阵营之中。后来,批评界逐渐把“先锋性”看作是“60后”作家的特有标志。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锋文学便开始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先锋性”作为“60后”作家的标志性表述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发现“60后”作家的状貌,如何“真实地”描述“60后”作家的创作状况,成了承担系统访谈责任的新民教授的首要任务。

  在选取访谈对象上,新民并没有从那些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家入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60后”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享有先锋文学固有的滋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先锋文学普遍退潮的情况下,“60后”作家及时调整了那种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探索姿态,一方面继续着文学的先锋性,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文学未必只有先锋。在东西、许春樵、艾伟、陈先发、路也等作家的创作访谈中,新民既求证了这些作家为保证澎湃的先锋性激情,也发掘出此种“先锋”和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的差别,勇于做出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更多是在叙述形式上的探索,而“60后”作家的先锋探索则显得更丰富也更深入的判断,指出在关照历史和现实的努力上,二者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60后”作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时,会自觉地注入了新鲜的社会气息:邱华栋的都市视野与“外省青年”形象的塑造,姚鄂梅对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的艺术想象,韩永明善于从新闻事件中提升艺术形象,叶舟、马步升、欧阳黔森等作家善于把握地方性知识叙事的能力,晓苏、盛琼、郭文斌等作家善于吸收中国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能力。

  一般媒体访谈对象更关注社会效应,从社会公众需求心理出发来设计访谈话题。这一类访谈比较注重社会性、娱乐性,其话题以是否能刺激读者引起读者的注意为核心问题。文学访谈关注的是创作本身的问题,针对访谈对象的创作心理、路径和方法的话题要更多一些。新民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当代文学教育与研究,所做访谈更加上了对学理的重视。这几年断断续续地见面时,都少不了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其中学理自不待言,最令我深感信任的是,几年下来,新民所写的20位作家对象,他都无一例外的或在本地或在外地与受访者面对面、心对心、性情对性情地直接交谈过。这也是他的访谈文字中总有一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若不是二目直视、两心相交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点正是人文研究中,作为访谈的文体,相比其他类型文字更能受到各方重视的根本要素。新民说过,做访谈的最终目的是与访谈对象一起梳理一个作家的文学历史,凸显一个作家独有的文学价值。在人文科学中一切正确的研究方法,都是建立在历史性把握的基础之上。要想把握专属作家个人的文学历史,个人之间的信任是不二前提。在学界普遍认同其文学共性的学术背景下,在有限容量的访谈中重建其文学个性,这样的把握无疑是要害所在。

  文学访谈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要千里迢迢跑来跑去和作家面谈,还要通过邮件反复和作家交流、修改,最终还要获得作家的认可,在紧张的教学与研究同时,要抽出时间来做这些,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新民付出很多,我们的感谢却很少。这次新民把已经发表出来的访谈结集出版,对过去的访谈做一个总结与静思。我很认同他的想法和做法。他请我为此书作序,但我更觉得这该是代表《芳草》文学杂志,代表被访谈的作家们是时候表示先前一直没有表示过的感谢。

  (《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周新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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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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