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思辨体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2017-05-25 15:05 来源:文艺报 作者:胡平

  杨黎光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是一个纪录。现在他写得更为自由洒脱开放,完全致力于创新和理想,拿出的作品也更为大气,《大国商帮》即为明证。

  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他开辟了新的“思辨体”报告文学创作道路,作品通篇充满思辨,呈现出全新的文体面貌。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体对他过去的写作有所叛逆,不再那么看重形象的铺陈,可谓中年变法。

  他当年的成名作《没有家园的灵魂》里第一句话是“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一封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这是由形象进入的,通篇不离具体的写照。而《大国商帮》的第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海洋的力量。所以,‘沿海’这个词在当下语境里意味着开放、先进与繁荣”——这是由思想进入的,并不大诉诸感官。读者仔细读,会意识到这两句话里已经寄托了作者对“海”的许多感受。

  现在许多报告文学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思想,弄得它们与长篇报道不分彼此。杨黎光当然是善于驾驭形象的,早期作品在描写上堪称典范,已经玩熟。至于思想性,对于有些作者来说,似乎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只能靠采访填充内容。在这当口,杨黎光开始力推思辨文学,是一种对潮流的反拨,与庸俗报告文学分清了泾渭。

  这种界限不是在作品中有多少议论——议论是轻易的,许多作品也在大量堆积事例后谈论着作者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不过是重复着现成的论断。《大国商帮》并非如此,从通篇立意到局部阐述,它都在说别人不曾说过的话。杨黎光属于写不出自己的思想就不写的作家,从早年写王建业开始就是如此。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只写由甲方确定的题材,由此保障采访条件和经济收益,当然,同时也需承诺去说别人的话。杨黎光则很少接受这样的写作任务,他首先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自由。因此,思辨体首先是自由的文体。

  这是一部写商帮的作品,而一地商帮与大国命运的联系,是作者独特的发现,也是他写作的理由。在他之前,人们并没有真切认识到粤商曾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读过此书,人们如果明白了为何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必定在广东;孙中山的背后,若没有众多商人为后盾,他便不可能支撑,杨黎光就没有白写。

  除宏观史辩外,《大国商帮》每章每节都充溢着作者沉静的思考和设想。如他认为粤商是“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辛亥革命是“商人的革命”,粤商与晋商、徽商之间有质性的差别,买办开创了粤商新时代等,都给人带来深刻启示。有些段落显示着作者的睿智,如他分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语,认为此语恰好表明,长时期里国人的确认为领土只包括土地,不包括海洋,而这种意识最终导致了近代史上中国的落后挨打。这种分析,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颇有趣味,显示了作家不俗的眼光。

  思辨体只是报告文学的一种,但思想性却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需要的,是区别作家高下的重要标志。粤商这个题材,杨黎光来写,与别人来写,差别上最终不在史实的详略、材料的多寡,将更在于穿透的深浅。书中,作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朱元璋实行海禁是必然的,因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农民;由农民统治的国度,不可能自觉走向现代化。这种判断就是很有概括力的。很多年后,中国也曾有过“工农兵学商”的时代,把商人放逐末端,于是再次导致闭关自守,究其原委,也同样是农民世界观发生作用。《大国商帮》中灌注了杨黎光的大量思想成果,它们宝贵,也是作品的精华。更可贵的,是作者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他是把创作当作一件经世致用的事业在做。

  除去史辩,此书在对史实的发掘上也是有成绩的。作者写作中研读的参考书目有67种之多,考察和吸收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书中有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则是作者从浩瀚史料中打捞出来的,如关于十三行的沿革、关于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的诞生、关于中国第一个女营业员的生平等,经他考证后记入此书,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带来了学术价值。

  杨黎光不是广东人,乃90年代广东引进的安徽作家。他能够在广东深深扎下根去,逐渐关注广东题材,实现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等优秀本土作品,是做得很成功的,成为客籍作家的典范。他的适应性来得并不偶然,也与他的创作深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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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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