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瑾: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2017-05-27 10:19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屏瑾

  一种自觉意义上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自觉包含文化自觉,更包含政治自觉。 

  “人民”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概念,可以说是属于20世纪的,在20世纪的中国,它才获得了它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并且延伸到了21世纪。葛兰西曾批评意大利文学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文学缺乏人民性。而我们在今天则需要这个词在很多意义上重新成立,既在民族国家的实体意义上,也在一种抽象的社会意志的层面上;既在维持共同体的统一、稳定的意义上,也在批判性的政治动员的意义上,比如“反腐”。

  无论在抽象还是具体的意义上,“人民”这个词都不会有它的单数格,它一定是在复数的意义上成立的,而作为个人,我们难免会思考个体性在其中的位置:既然人民是普通而无名的多数人的集合,那么在这种集合即历史主体形成之时,每一种个体性便无限地悬置而延宕了,或者说,个体的意义在历史主体性的意义上才得到了最终的完成。这看起来仍然延续着晚清以来“个”、“群”关系的讨论,比如鲁迅所说的“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经历了20世纪100年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思辨不能不把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种种历史环节,以及新的症候纳入进来。1990年以后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新工人文艺”、“富士康诗人”等等的文学现象,几乎每一次都会引发对于“文学性”的再讨论,其意义还在于能否思考和想象一种劳动者的文化实践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讨论归结为: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谈到了专家怎么与无产阶级结合的问题,他以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为例,讨论了作者怎么进入到一种生产关系之中,而这种生产关系能够成为专家与无产阶级,或者说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本雅明谈到,个人写作原本是一种资产阶级机器,无论多么强调利用这座机器来达到精神性的目的,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关键在于打破这种机器,更新生产工具,在更新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作家才能成为生产者,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将在这个意义上被打破。这让我们想到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和共和国文化的脉络中,赵树理、丁玲、柳青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对于写作与群众动员、以及与自我改造相结合的强调。文学意义上的生产工具、语言和叙事、意象和风格,新时期以来,我们将其归结为“文学性”,重要的是,“文学性”不应该是“人民性”的对立面,而恰恰是要以历史分析的方式,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在今天的大众文化、网络自媒体的条件下,写作、阅读、批评和传播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混杂,更是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文学与种种环境、结构之间的关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也存在着人所共识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最近20年剧烈的社会变化,文学却没有创造出更多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拿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学来说,甚至我们仍旧在追问到底有没有城市文学,实际上是没有创造出人与城市在当今条件下的关系,其中包括城市中的空间关系、阶层问题、家庭、教育、性别和伦理问题等等。在我看来,一种自觉意义上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自觉包含文化自觉,更包含政治自觉。不过,如果不满于现有的评价机制,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别的什么,那么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的评价机制呢?困难在于,任何一种历史上已有的标准都很难被简单地挪用,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人民,应该是在讨论乃至创造一种新的形势下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今年是文学革命100周年,100年前鲁迅、周作人等人提出了“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快就落实为“庶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历史上我们有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也有过“文学是人学”的争议。今天又有了新的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所谓新的形势和社会条件,是指中国之所有,也是指世界之所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历经了全球革命、全球化、全球市场等等冲击,仍然没有失效,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反而有着强化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梦,其核心是否是对这些新的形势的一种创造性的回应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其中必定需要包含着一些新的空间的想象,就像我们曾经在若干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想象“新人”一样,还有许多新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的存在没有得到表述,而这样一些被新的社会条件所生产出来的非主流的、亚文化的存在,它们在“文学——人民”的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是我们将要面对的课题。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刘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