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写作:鲜明的叙事风格

2017-05-31 10:1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徐刚

  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来看,生于1970年代的这批写作者,无疑是当下文坛最具代表性、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之前,当年叱咤风云的“60后”作家们如今已然被充分经典化了,甚至慢慢走进了教科书,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他们在文学潮流中崛起,通过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奖等综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加冕”,其经典化的态势十分清晰。然而,在纯文学的体制之内,“70后”作家虽还未随他们的前辈一道步入经典的行列,但他们的创作活力却正在积极彰显,而其可能性的塑造甚至更加值得期待。

  极为清晰的辨识度

  相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们尚显稚嫩的叙事摸索,“70后”作者大多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叙事风格,其作品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这也就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风格的意义。在巴尔特看来,风格是一种“文学惯习的私人性的部分”,显示在小说中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的声音”。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都善于从世俗的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并牢牢守护这种精神的背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的小说一度让人想起契诃夫。而徐则臣的花街、京漂等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在《西夏》《夜歌》《如果大雪封门》等中短篇故事中,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都显示出独到的功力,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所抵达的艺术高度更是广受赞誉。

  “70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从先锋小说的阅读中汲取写作灵感的。比如弋舟就曾被人认为是一位先锋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学,他更多探讨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疾病。他讨论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独,以及毫无来由的抑郁和同样没有原因的极端情感。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其实是与幽暗深邃的实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笔下,人性的真相像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所有路的尽头》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创伤,怯懦与卑微,以及“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弥漫其间的是历史的沧桑感,毫无缘由的宿命感,以及无因的病态和神秘气息。同样深受先锋小说影响的还有李浩,但他的小说却显示出与弋舟截然不同的气质。这位喜欢琢磨小说与魔法关系的河北作家,经常自诩为魔法师或炼金术师。他操持着手里的语言,安然而自得其乐地做着虚构世界里的国王。其小说的先锋性一目了然,那些语言的伎俩,翻译体的文风,可以看出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再到卡尔维诺一脉作家的影响。在李浩那里,讲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讲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他的小说,即便如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也不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絮叨,自我的辩驳,以及更为复杂的形式追求,来组织和填充小说的内部。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与想象的读者较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迹。

  向传统致敬

  在许多“70后”作家那里,古典的气息往往是一种突出的标识,这也显示出他们向传统致敬的姿态。东君的小说,老旧而古典,有一种老庄文化的味道,总体呈现一派冲淡、平和、典雅的气韵,颇具废名、汪曾祺一路的风格。他的《如果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某年某月某先生》等作品多具微妙的讽刺感,又有些故事新编的味道。他的小说总是突破人们惯常的期待,善于在情节的微妙推进中故意制造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平静中暗藏波澜,旁逸斜出之中却有内在的秩序,以及刻意制造的恍惚之感,以此显出他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同样是走古典一路的计文君、付秀莹等人,则试图以《红楼梦》式的古典笔墨赋予当下日常生活以独特意味。尤其是付秀莹,她的《陌上》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言。然而小说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也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更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描摹

  就整体而言,“70后”的写作者更加注重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在这种生活本身的呈现中显示自己独特的风格。田耳的小说充满着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质朴的烟火气息和顽劣的恶作剧感。《天体悬浮》描摹了一派非常世俗的烂泥一样的人生。看得出来,田耳对世俗的生活有一种天然的热爱,而非我们惯常所看到的厌倦,但在这背后也不乏一种一重一重推导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与路内是如此相似,这或许也是后者的长篇小说《慈悲》广受赞誉的原因。

  同样是书写日常生活,在鲁敏和乔叶之外,另一位“70后”女作家阿袁近年来的创作亦值得重视。她的小说讲述校园故事,高校老师的日常生活,所谓“新儒林故事”,显示出独树一帜的风貌。《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通过顾博士三次恋爱和一次未遂的出轨,刻画他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一方面是讽刺这个小气的男人,另一方面也是调侃那帮知识分子,他们太精明太算计,连出个轨都那么不痛快。这也就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本质:婚姻无关情感,而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基于利害关系的明智选择。而《子在川上》则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悲剧感。苏教授是一个魏晋风度式的人物,尽管小说也在讽刺人性的弱点,但叙事者的褒贬却异常鲜明。小说看似无所用心,却有自己忠诚守护的价值。这是小说家在呈现这个世界与自我表达之间最为可贵的地方。

  石一枫的文字中永远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痞劲”,但骨子里却饱含着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又无比天真的作者,他用执著的理想主义,追问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他的《地球之眼》让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重新把道德的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如何保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知道,面对道德难题,当下的小说更多是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人物总是会面对道德压力,但他们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以赢得我们的谅解,因此道德失序的罪魁总是会被转嫁给社会。然而,我们自身其实也沾染了一些平庸者之恶的东西,以至于看到故事里安小男这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时,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总之,已不再年轻的“70后”作家们,已然摆脱了这个称谓刚被命名时所赋予的欲望化和身体写作的“非主流”标签,而更加沉稳地显示出写作的丰富面相。在此之中,鲜明的风格特征所构成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素质,亦使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值得期待的未来文坛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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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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