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主创新之路

2017-05-31 11: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宁

  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晚清洋务运动之后,国门打开,硝烟随着不平等条约散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以语言输入为前奏,西方语法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各类双语词典和专科双语词典不断涌入,母语安全其实已经发生问题。用西方语言学思想统帅汉语的局势,一个世纪以前形成。

  “国故派”与欧化主义的对立 

  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两种思潮也就绝然对立起来。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中明确提出要对西方文明采取“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成为同义语。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化采取极端虚无主义的吴稚晖则表示,中国的道德“都是低级和粗浅的”,而欧洲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总体是高超的”。

  为了抵制这种当时已经成为学界潮流的全盘西化思想,产生了“国故派”。其领军人物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另一位代表人物黄节将“国粹”定义为“国家特别之精神”,他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肚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弊,为人类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国故派”主张:要看到自己母语的特性,自己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不可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尚西方、全盘西化。

  “语言是工具”抽掉汉语人文性 

  如果从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看,中国近代语言学史应当从章太炎将旧“小学”转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开始,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受西化思想影响,人们无形之中认为中国科学的语言学从《马氏文通》开始。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样的语言学究竟为我们注入了什么特点?需要做一个简单回顾。

  20世纪初,辛亥革命虽然取得胜利,但几千年帝制推而不倒,不断复辟;与此同时,封建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作为精神层面的“国故派”,虽然旨在提醒维护民族独立的重要性,但在形式上与旧思想的界限难以划清,现代化的意识尚未明确树立,因此未能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新文化的模板是欧美的“文明”,在西化和国故的对决中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从那时起,“西化即现代化”的意识形成。

  汉语研究受西方语言学观念与方法的影响至深。举例来说:结构语言学教给我们最有用的是共时语言的描写,这里面凝聚着几个观念:共时与历时、语言系统、描写。音系和音位的概念也是西方教给我们的。如果立足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来吸收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对汉语语言学发展有利;只不过,这些对西方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适合的观念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国语言学顶层,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思想被无形中凝固在研究中:一个是“形式化”,另一个是“抽象”。可以看出,“语言是工具”的思想否定了“文以载道”的合理性,仅仅把语言看成“器”,看作一种符号、一种形式。信息时代到来后,汉字进入计算机,中文可以进行信息处理,资源库、语料库、数据库产生,作为符号的汉语和汉字的数理特性,也就更为彰显。受到泛科技思潮的影响,语言文字研究更多采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数据”成为一种科学的标记,也成为语言文字学不可或缺的手段。

  文气挟持传统 

  回眸当代语言学发展,上述几个时期被冲击到几乎没有声响的,是我们的语言学传统。

  作为符号系统,语言确实是人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是,语言首先是人说的话,不是只有形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语言文字是符号,但这种符号不是纯数理符号,而是人文符号。语义是语言的内容,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是语言。意义不是纯粹客观理性的,是包含经验的,意义关系呈不等距的网络状,不能抽象为完全等距的数理符号。汉语恰恰是重意义,而意义又是隐形、内化的,如果我们把意义全部抽象掉,让其中的经验流失,置隐于底层的内化意义于不顾,语言文字研究会丢掉多少信息?还能真正描写出它的真相吗?

  此外,汉语有句子结构,但是韵律常常对结构形成“挟持”状态。启功先生有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说韵律是汉语的血小板,没有它,不成为正常的血液。韵律像陷阱,想躲它,一不小心就掉进去。没有形式的意合法,不具标记的内在范畴,形成一种“文气”,充满了特例。语言文字负载文化,如果我们连文化都抽象掉,把人文性抛弃,它还是真正的汉语汉字吗?

  夺回语言教育话语权 

  语言文字学失去人文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首先是年轻一代语言学人才失去汉语语感,胸中的经史、诗书渐渐缺乏。“道”与“器”的关系被破坏,前辈语言学家具有的文气、文采很难找到,几代老一辈学者对汉语汉字醇厚的感觉也越来越少。语言文字学变得干涩无趣。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和文学做了上百年伙伴,但文学无法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反而因为语言学固化了一些形式,使文章僵化,很少被文学关注,更不要说吸取。中国自西周开始,语言文字就与教育相生。“礼、乐、射、御、书、数”——“书”是识字,当然属于语文;“数”的教科书《九章算术》一直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同科,是用语文的方式编写的;“礼乐”要训练,但观念、规范写在经书上,也要阅读文本,理解文意,其实也是基于高级语文。射箭和驾车虽属于武科,但是,“射御”在“礼乐”的覆盖下,首先是要阅读和理解文本。所以,一切教育均以语文为基础。中国几千年的语言文字是带着思想、载负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话语和篇章。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需要引导学生积累,积累的不只是几条形式化的规律,更多的是具体环境中的言语经验和优质的母语语感。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插不上手,与语言文字学人文性的失落应有关系。

  把人文性排斥在语言学之外的一些观念,已经越来越显性化,这样做,我们将越来越远离语言艺术,更会失去对语言教育的话语权。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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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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