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作家应与所处的时代肝胆相照

2017-06-05 10:4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舒晋瑜

  作家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要直面现实,关注转型期农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命运。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

  关仁山,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头》《天高地厚》《麦河》《白纸门》《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散文集《给生命来点幽默》,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落魂天》,短篇小说《苦雪》《醉鼓》《镜子里的打碗花》、散文《塔和路的畅想》等。十卷本《关仁山文集》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中宣部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及香港《亚洲周刊》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两次获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称号,长篇小说《麦河》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日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成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上映。

  “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自小生活在农村,创作中也时时警醒自己不能忘本。

  他热切而深情地投入广阔农村的怀抱,像鸟儿飞入丛林,如骏马驰骋草原,农村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被他悉数纳入囊中,经过巧妙的构思与编织,变成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故事书写的既是河北燕赵大地,更是中国农村的生动写照。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是制度原因还是农民自身问题,农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在创作了一些农村变革的中短篇小说后,关仁山沉下心来,笔触开始探索变革中的当代农村和当代农民的命运。在《日头》中,他追求鲜明的现场感,大胆追问农村的根本问题,对于农村田园荒芜、生态失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道德沦丧、城镇化的强拆等社会现象的描写,不是简单的谴责,而是深度反思,追索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制度根源。

  关于现代农业、土地流转、城镇化等当下现实的描写对作家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这既是对作家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又面临着如何把现实文学化的问题。关仁山说,作家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要直面现实,关注转型期农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命运。

  本届书博会上,关仁山十卷本文集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收入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信任》《白纸门》,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落魂天》,短篇集《镜子里的打碗花》,散文集《给生命来点幽默》,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是从关仁山多年的作品中优中选优,基本反映了他的创作全貌。

  “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我来说意味着创作的一个小结,有欣慰、有遗憾,结束也是出发。”关仁山说,他希望以此为动力,继续前行。目前,他正创作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下一步将要扎到雄安,创作一部三卷本的史诗性长篇小说《雄安,雄安》。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要“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命运的起落和心灵蜕变”。在中国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的写作中,是如何突破自我的?

  关仁山:农村与城市的落差很大,农村发生巨变,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其次是关注现实题材如何艺术表达的问题。

  当年,我创作《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时,对农村的描述是单向的;在《天高地厚》中,开始追问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但这部作品不是全景,不够壮阔,写起来不过瘾。后来,我把叙事放在尽量宏大的背景上,开始了多向度的写作,开始更为复杂、更为深入、更为超拔地讲述冀东平原的动人故事。“农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和哲理意味更足。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总按领导的意思写,要写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

  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作中不断对自己说:要面对良心说真话,以良心的名义。我希望能在创作中大胆地探索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回来》主人公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说《日头》是我小说创作“分水岭”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创作,可能会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中华读书报:“三部曲”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深入揭示并试图给出农民不富裕的原因,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弊病,以及当下人心失控的根本问题。

  关仁山:三部曲在内容上没有什么连贯的人物、地点和故事,但题材是一致的,都紧紧抓住了当前农村最紧要的现实问题:三农、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农村基层领导权、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强行拆迁和城镇化、传统乡土文化式微,等等,中国农村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所有的阵痛与巨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一轮的土地流转、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前途未卜的农村衰败和城镇化建设——过去、当下、未来的三维空间都进入了文学画卷。

  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天高地厚》中,我塑造了一个新人形象鲍真,她从城里赚了钱回乡投入农业建设,在地方政权的支持下,经历了办企业、搞副业、承包土地、创办农民经纪人协会、科学种田等等不间断的实践活动,鲍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而是来自城里的成功人士。在第二部《麦河》里塑造了一个农村资本家曹双羊的新形象,既毫不含糊地描写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藐视法律、道德败坏的堕落过程,也写出了这个人物内心的自我搏斗和最终觉醒。在第三部《日头》里,对于资本进入农村以后造成的自然资源破坏和贫困农民受到的伤害,都一一写了出来。希望通过乡土文化传承和道德重建来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其受到制约与规训,朝着有利于农村转型、农民受益的方向推进。我想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要敢于直面现实、深入研究,走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隐蔽在生活底层的矛盾所在,把它们挖掘出来,呈现出来,不能回避。

  中华读书报: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您在内容和叙事方法上都有很大变化。这种写作的认识和变化来自什么?

  关仁山:我过去的中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表现比较单一。创作长篇小说后,我非常注重集中表现农民的现实处境与命运,深刻反思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剖析了农民的劣根性,对权力和资本致使人性扭曲、制度不公做出批判,这些都是放在国家变革的大背景下,写普通农民的理想与向往、幸福与欢乐、迷茫与困惑、痛苦与彷徨,讲述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精神变迁,表现当代农民在社会转型期思想和心理的裂变过程。长篇小说只有放在宏大背景下,才会有宏大叙事,才能更有分量。当然,社会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要看到主流,作家应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肝胆相照。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的特点或得失?

  关仁山:我创作中有得有失,得是走进生活,关注了中国当下正在巨变的现实,由于和现实生活贴得过近,可能没有拉开距离,对审美有些损伤,这是对关注现实的作家的挑战,我还在尽力探索。

  中华读书报:过去河北文学创作有过辉煌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您和谈歌、何申并称为“河北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三驾马车”。您如何评价河北省当下的文学创作?

  关仁山:当下河北文学发展良好,形成了老中青作家队伍。老作家还不断有大作问世,中年作家非常成熟了。特别是继“三驾马车”之后“四侠”胡学文、刘建东、张楚、李浩,他们的创作势头很好,为河北赢得了荣誉。还有更多年轻作家在成长,网络作家也在崛起,河北文学的未来是乐观的。党中央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河北作家也向往雄安,依托雄安的文学河北作家把我好机会,挖掘雄安文化,抒写时代变迁,多出精品力作,河北文学也一定能够跟随雄安一同崛起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地域写作的关系?

  关仁山:作家与地域有着复杂的关联性。有些作家出生于某一地方,他的家人和亲属,甚至包括整个大家族长期与某一块土地朝夕相处,于是这个作家就与这一地方产生特殊的情感,他笔下的人物必定与这块土地相联。比如莫言,他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金宇澄的上海等等,可以说,地域性经验是作家丰厚的写作源泉,让作家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精神原乡。当然文学来源于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造就作家的不是地域,而是生活。我觉得越是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本土地域经验就越显得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不具备世界眼光。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作家不但要有深切的本土经验,也要具备宏大的世界眼光。”因为一方面,深切的本土经验使我们不至于无本土意识、无文化情怀、无独特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放眼世界,把我们的本土经验放到世界的这个大座标上去衡量和比较,以便克服片面性与局限性。因此,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都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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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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