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写作“同质化”:作为真问题的“伪命题”

2017-07-20 14:17 来源:文艺报 作者:何同彬

  青年写作的同质化是一个真的“问题”——包藏着复杂的文化症候;同时又是一个“伪命题”——仅仅局限在文学范畴中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同质化”作为一种文学症候,实际上是我们文化、制度自身更强大、顽固的同质化的必然产物。

  其实,所谓对抗同质化的异质性、个人性、独特性、创新性等审美想象,也不过是一项80年代的美学遗产,“正确”而空洞地指引着青年写作者,牢牢地把他们拘囿在有关“文学”和“创新”的狭小疆域,追寻着“小小的孤独游戏”。

  当前文坛盛行的“青年焦虑症”惯于操弄两种彼此矛盾的话语,一种是急切地表达对青年们的渴望、期许,竭尽全力扶持和赞赏青年们的写作,几乎到了忘乎所以、“饥不择食”的程度;另一种则经常习惯性地板起长者、权威的严肃面孔,或忧心忡忡、或“得意洋洋”地批评青年们的写作是虚弱的、同质化的,必须用更多元、更个性化的文学实践去避免同质化、对抗同质化云云。

  其实,青年写作是否同质化并不重要,当所谓全球化给整个社会给当代文明、文化带来普遍性的同质化、同一性、单一性的焦虑的时候,青年写作表现出相应的倾向或局限,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大约十年前,韩少功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了某青年作家的“抄袭”事件,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这种“抄袭”现象,而是把“抄袭”延伸或者假设为“雷同”,并试图探究这种“雷同”的根源:“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进而他提出了“同质化”的两层含义:“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简而言之,韩少功所描述的现象就是,我们一方面急切地渴求创新、异质性、多元化、创造性,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遏制地陷入同一性、同质化的困境,这样的悖论显然并不仅仅存在于青年写作领域,而是整个文学创作、文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

  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青年文学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经一度狂飙突进,在充分吸纳域外文学资源的背景之下,呈现出巨大的动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种趋势虽然在进入90年代之后一度降温、减弱,但是仍旧在审美实践上保持着对个人性、异质性和多元化的强烈渴求,以及对商品社会单一性文化倾向的顽强抵御。新世纪之后,文学逐渐进入了“常态化”,80年代以降的文学实践几乎穷尽了所有创新、异质的可能,文化、思想的同一性也在消费社会、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共谋中愈加突出,在这样一种宏大语境中,如果我们片面而狭隘的讨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下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无疑是简单、粗暴而无效的。难道我们的中年作家、老年作家、成名作家、成熟作家的写作没有明显的同质化吗?难道多元化、异质性、创新性、个人性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的吗?况且,客观上讲,当前青年写作的多元化、异质性的程度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衰减,甚至说是有所提升和扩大。但文学权力、文学话语空间的多元化、异质性在新世纪之后却急剧收缩,经过相应单一的制度形态的规训、选择,那些能够进入批评视野的青年文学创作必定是经过筛选和“修正”的,也就必然是局部和狭窄的,而由此得出的同质化判断也就不会是客观、公正的。况且,当前我们的青年写作是一个生硬制造出的“生产性”范畴,“青年焦虑症”之下,成批成批的青年作家、作品被源源不断、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推向读者,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同质化”甚至劣质化根本不可避免。所以说,“同质化”作为一种文学症候如果在青年写作者那里是确凿无疑的,那这一同质化也不过是我们文化、制度自身的更强大、更顽固的同质化的必然产物。

  回到本文开始的悖论,我所关心的并不是青年写作是否有同质化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反,我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及其正确性、正当性产生的机制,以及对青年写作、青年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在这样一种话语生产机制中,蕴含着如下的逻辑:“青年”既是希望,也是问题,他们既要领受前辈或老年人的赞美,也要心悦诚服地面对他们的“指责”、教训和引导,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对此进行辩驳和质疑。这样的话语逻辑往往隐藏了最后的秘密、最本质的因果关系,即老年人、年长者才是青年人那些被前者揭示、批评的“病症”的制造者——尽管他们常常带着“正确”的“经验”的面具。在本雅明的《论经验》中,他认为青年人要与戴面具的成年人斗争,成年人戴的这个面具的名字叫“经验”(Erfahrung):“没有表情,无法看透,永远相同”。“他们可曾鼓励我们去追求新的事物,伟大的事物,属于未来的事物?并没有,因为这是不能被经验的。一切的意义,真的,善的,美的,都是在自身中确立的;我们能在那里有何经验?——而秘密正在这里:因为他从来没有抬头去看伟大的和有意义的事物。为此,经验成了庸人(Philister)的福音书”。“因为除了那庸俗的,那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能和他的内心向联系”;“因为如果他要进行批评,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创造。这是他不能做到的。”

  对于青年写作同质化这样一种“经验”而言,我们也必须警惕其背后那“庸俗”的、“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其实,所谓对抗同质化的异质性、个人性、独特性、创新性等审美想象,也不过是一项80年代的美学遗产,“正确”而空洞地指引着青年写作者的方向和“终极目标”,经常是徒劳地耗费着青年人的青春、热情和渴望。这样一种“经验”、一种规训,牢牢地把青年人拘囿在有关“文学”和“创新”的狭小疆域,追寻着“小小的孤独游戏”。媒介的巨大革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早已深刻改变了旧有的文学观念,学者们反复提出“文学之死”、“小说之死”,或者宣称“阅读时代”已经走向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将会充斥着声像文化”(布鲁姆),以及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提供“新感受力”的典范之作(桑塔格),诸如此类的论调,常常被我们认为不过是“危言耸听”,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也算正确的观点简单视之,而不能促使我们从根本上去审视旧有的文学观念的问题和局限,从更深刻、衰微的当代性中理解文学的功能和未来。事实上,当自认为更有文学经验的前辈指出青年人写作的所谓问题时,往往是在有意无意地把青年人引向“庸俗”的老路,那些看起来正确的、必需的文学前景的描述,往往是轻佻的、无效的,只会陷入无意义的动情互喊、相互缠绕。病症永远是病症,药方还是那些药方,文学话语借此反复滋生。陈旧的文学观念对应的是陈旧而强大的文学权力,他们只有拒绝反省、坚持成为本雅明所说的无精神之人(Geistlose),才能牢固地维系和保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渴望异质性、渴望有反叛意愿的个人化,而是在想方设法抑制这些倾向的出现。

  1925年,鲁迅在回复《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调查时,留下这么一句饱受争议的话:“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同样的道理,倘若青年们真正拥有了自由、创造、异质的权利和空间,那他们的写作有一点同质化“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缔造这样理想的“青年之国”,可是比所谓“写出好的作品”、“抵抗同质化”要艰难和重要的多。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由,我把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当作一个真的“问题”——包藏着复杂的文化症候,同时又是一个“伪命题”——仅仅局限在文学范畴中讨论是伪饰性的、没有意义的。而我们当前使用的文学话语中,类似的话语症候和伪饰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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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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