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漫长的观察与理解

——张新颖《斜行线——王安忆的大故事》序

2017-07-31 11:18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思和

  《斜行线———王安忆的大故事》张新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斜行线》这本小书涉及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龄人,作家王安忆;另一个是张新颖,文学评论家,比我小十多岁,大约可以算作是有代际关系的。所以在本书前言里张新颖说:“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我曾经说过,评论家的评论对象最好是同代人———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评论家的评论对象,不是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同代人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成长起来,作家创作的发生及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同代的评论家能够设身处地、比较直接地给予理解,他们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但这也不一定,尤其是像新颖那样的六〇年代生人,由于时代的错位,他们与五〇年代生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也就是在“文革”结束,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环境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生活经验姑且不论,在理性的、思想的深度上,彼此间完全可以引起共鸣。当代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评论家共领风骚的历程见证了这一点。不过张新颖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阅读史。王安忆的作品最初打动我的,不是《雨,沙沙沙》,也不是《六九届初中生》,而是一篇不怎么著名的短篇《庸常之辈》,内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时王安忆的笔大约还没有接触到“变态”,但是她对普通市民再普通不过的人生理想充满了同情,打动我的正是作家对“庸常”的正面理解。市民世俗生活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张新颖拉开了距离,但并没有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拉开距离,她写的“庸常之辈”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凭着这一点,王安忆倒是与当时许多狂热崇尚“精神生活”的女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她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可能不是太高,要平凡一些,但也宽广一些。如果说,我与新颖阅读王安忆作品的经验不仅仅在于个人兴趣的差异,那么,两代人(由于生活经验的不同)阅读的关注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纪实与虚构》:走出瓶颈后的创作技巧与理想

  所以,当新颖将他评论王安忆作品的数篇论文单独结集出版,我还是饶有兴趣地读了这些文章,还是有新的感觉。其中最早的一篇,好像还是新颖在《文汇报》当记者时所写,那时候他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也是他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时期。这篇《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是讨论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直言不讳对作家的写作理想提出质疑。我不知道王安忆怎么看待这篇批评,那时候王安忆的写作刚刚走出瓶颈,从一九八〇年代的自我经验中摆脱出来,延伸了寻根文学中获得的经验,从血缘、家族的探索中走向小说的新境界。《叔叔的故事》是她的写作道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她清算了一九八〇年代弥漫文坛的时代病,接着就在 《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一系列特立独行的创作里,开始了孤独而且艰难的精神探索。她提出的“四不要”原则集中体现新的小说诗学理想,是要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世界”。很显然,这个阶段是王安忆进入最自觉写作的阶段。所谓“自觉”,就是指她已经设定了小说理想和审美目标,才进行实验性的小说创作,所以她自信地宣布,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此时已经成熟。张新颖作为一名记者,他敏锐地抓住了王安忆的小说理想,并且把《纪实与虚构》当作检验理想的“实践”,当发现小说实践还不能完美体现理想境界时,他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否定形式表达的干脆、利落、明确的写作理想,绝不拖泥带水的逻辑力量,以及所有的关于文学的理性化认识,如果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流动的、波澜万状的水,它们就可以比作坚硬的河岸。坚硬的河岸本身即可以成为独立的风景,而且别有情致;但是当流动的水和河岸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往往观水忘岸。事实上,文学河岸自觉地从人的视野中退隐,并不意味着它的屈辱,它该做的就是规范水流的方向,不让水流盲无目的或者泛滥成灾。再说,无论如何优秀的河岸本身都不能产生流水,《纪实与虚构》从‘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这一问题进行逻辑展开,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如上面的作品分析,本身不是逻辑的结果。比喻的表达方式不免有些隔靴搔痒,但《纪实与虚构》确实让我感觉到了小说物质化的认识对于小说本身的侵害,在这部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过于坚硬,未能为作品本身融化。”

  张新颖还注意到,王安忆当时信心满满,她对批评家也提出了挑战:“创造,却是一个包含了科学意义的劳动。这种劳动,带有一些机械性质的意义,因此便具有无尽的推动力和构造力。从西方文学批评的方式与我们的批评方式的比较中,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待作品,有如对待一件物质性的工作对象,而批评家本身,也颇似一位操作者与解剖者,他们机械地分解对象的构造,检验每一个零件。而我们的批评家则更像一位诗人在谈对另一位诗人的感想,一位散文家在谈对另一位散文家的感想。”这里王安忆又一次宣布了她的小说理念:小说创作需要逻辑来推动和构造,还需要带有一些机械性质的意义。这个理念也可以陈述为:小说创作将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对所谓生活“本质”的阐述,转而根据客观生活本身呈现的材料作合乎逻辑的叙述,虚构一个新的世界。当作家把这样的写作理念与寻根、遗传、血缘、家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时,她的创作倾向更接近于西方文艺思潮中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批评家相应的关注,因此,她有理由要求批评家也采用更加尊重文本的方式来理解她的文学,而不是传统的从理论观念演绎出来的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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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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