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文:听章培恒先生评点《李自成》

2017-07-31 14:42 来源:文汇报 作者:曹正文

  1988年早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在《书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的一万余字长文,此文随即在中国文坛与评论界引起石破天惊的反响,众多文学评论家与读者争相阅读。1989年,章文又被影响甚广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姚雪垠的《李自成》在1977年已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年又出版了日译本,《李自成》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歌颂农民领袖的英雄史诗。姚雪垠在《谈〈李自成〉若干创作思想》中说:“《李自成》是可以和列夫·托尔斯泰媲美的长篇巨作。”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尽管在读者中势不可挡,但正如章先生在文中所述:“金庸小说在当时还是不入流的东西。”

  笔者年轻时也从事历史小说创作与撰写武侠评论(笔名晓波),与章培恒、姚雪垠先生都有交往,后来又听章培恒先生几次谈起《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之比较,现将回忆实录如下:

  一

  我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认识章培恒先生,因佩服他的学识,故拜他为师。在1977年至1979年的三年中,我成了章培恒先生的私淑弟子,每两周去溧阳路凤凰村他的寓所学习《二十四史》与《古文观止》,前后约三四年时间。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苏东坡出山》和《浴血睢阳》,章先生当时已去日本神户大学执教,我在写到晁衡这一历史人物时,写信向章先生求教,章先生在神户大学给我写了详尽回信,并给予指点。

  1985年,广州召开首届历史文学作品会议,邀请名单中的第一位是姚雪垠(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小说作家),但他因急于完成《李自成》第三、第四卷,没有出席。我赴广州参加会议,见到了三十余位出席者,其中有《金瓯缺》作者徐兴业,《白门柳》作者刘斯奋,还有杨书案、任光椿与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士非等。

  我当时对历史小说《李自成》非常推崇,因此,早在1983年初就给姚雪垠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已发表的几部历史小说)寄到北京。姚雪垠先生当时已七十三岁,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后来又与他通过几次电话,他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学习文史,只有打好扎实的文史基础知识,充分熟悉史料之后才可动笔写历史小说,并寄来了他签名的《李自成》第一、第二卷。

  二

  1987年春,我去南京组稿,正逢甲肝大爆发,我连日奔波于唐圭璋、忆明珠、程千帆寓所,便中彩了。回沪后即送医院隔离病房,后又回家静养数月。闲得无聊,只能以读书解闷,当时读的正是古龙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朝夕沉湎其中,并开始写作《古龙小说艺术谈》。

  1987年底,我去章培恒先生家,汇报读书收获,章先生说:“我知道你喜欢写历史小说,你觉得《李自成》与金、古武侠小说可以相比吗?”

  我当时愕然,《李自成》是当代历史小说之高峰,金庸与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各有千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章培恒先生诲人不倦,他用绍兴口音的上海话说:“你可以回去再读一下,比较一下。”

  我当时并不明白章先生话的内涵,只是点点头。

  1988年2月,章培恒先生写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发表了,我一读之下,在惊奇中有一种莫名的欣喜。于是带着疑惑再把《李自成》读了一遍。我当时做了一些读书笔记,决定上门再去求教于章培恒先生。

  应该说,我的文学观与史学观都深受章培恒先生影响。我虽然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但我的思想与世界观和章培恒先生很相近,在随他学习的近十年中,他帮我修改了四大本读书笔记,给我写了三十多封信件,受他个人教诲的时间在章先生众多弟子中也可以说算多的。

  首先,我受他影响的是对中国文学的分类。章培恒先生对文学分成新文学与旧文学提出质疑,我是赞同的。他在文章中列举了《秋海棠》(旧文学)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新文学)的不同文学地位。

  其次,姚雪垠自认,写《李自成》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我在重读之后产生了很大疑虑,姚雪垠为了达到美化歌颂李自成这一高大形象,写李自成被困守商洛山时,军中粮食已很困难,但李自成却赈济当地穷苦百姓。这种思想境界,与劳苦大众的革命大救星相仿。同时小说还无中生有地塑造了高桂英(在历史记载中仅有高夫人,但不知其名,她在李自成起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无文字详载),小说中的高桂英不仅掌管起义军钱袋子,在几次突围发生分歧时,是她站出来拍板定局。为了李自成的“闯王”旗子不倒,她还不顾个人生命危险,自愿带几百人去牵制官军大部队的进攻。总之,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言,李自成、高桂英的行为都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氛围,大有现当代无产阶级英雄的革命境界。

  第三,章培恒先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对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作了严密的考证,姚雪垠极力歌颂李自成起义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事实是,李自成的起义军原来纪律并不好,自李信(李岩)加入李自成队伍后,提出整顿军纪,才开始逐步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面貌。而李自成被困于“鱼复诸山”,也是姚雪垠先生的文学想象。章培恒先生另一重要指证是“开封被淹”。据史料记载,官军想以黄河之水来淹李自成部队,李自成发觉后,迅速将部队转移到高处,命人扩大黄河决口以淹开封。但姚雪垠小说中把“水淹开封”归结为官府所为,说官府的人把开封淹了,并在小说中说:“只是事后官绅们讳言真相,遂使真相被歪曲和掩盖了三百多年。”

  章培恒先生对《李自成》存在的种种硬伤以及违背历史真实之处的披露,在事后我与姚雪垠通电话时可以感受到他对此的不满。             三

  章培恒以研究古代文学史闻名于世,他十五岁加入中共地下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后因其导师贾植芳涉及胡风一案,1955年他被下放至图书馆工作。他受蒋天枢、朱东润、赵景深三位先生之教诲,刻苦研究学问,在1964年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十年浩劫结束后,日本神户大学来中国聘请古典文学教授,而中国推选的教授与副教授都无法满足日本神户大学的要求,章培恒先生得以在众多讲师中脱颖而出。在神户大学为期一年的教学中,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与古汉语)和严谨的教学方法深受日本学生的欢迎。章先生在教学研究之余,也偏爱中国的武侠小说。正因如此,他把读武侠小说作为自己业余生活的一个调节,从中获得快乐,于是便有了写作《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的基础。

  我当时已完成了《古龙小说艺术谈》,由章培恒先生写了序言《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承他为三部拙著写了序言),他认为1948年徐国桢写过一篇《还珠楼主论》的文章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部评述单个武侠小说作家的专著。那天,章先生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成就与我作了详谈。

  我:我过去对《李自成》的写作技巧很看好,他写明崇祯王朝的宫廷生活,写杨嗣昌、卢象升、高起潜、洪承畴等人都极具功力,李自成也被写成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领袖。

  章培恒:姚雪垠先生写宫廷生活确实写得不错,但他塑造李自成,把一个农民领袖写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与历史背景不符。他大力歌颂高桂英、刘宗敏,把农民起义军写成八路军的翻版,也不是唯物主义的写法。尤其是他把一个农民领袖的妻子高夫人塑造得那么完美,让读者产生诸多困惑与种种联想。

  我:金庸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好像没有那么完美,如乔峰、令狐冲、段誉、杨过、胡斐、狄云,他们或有这个缺点,或有那个短处。

  章培恒:对的,金庸写历史人物,人物的思想境界与感情脉络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氛围相吻合。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武功,可能有虚幻的一面,但其人物个性鲜明,并各有独立的人格,这在小说《李自成》中几乎找不到,农民起义军中的大小头目,他们的爱憎都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个人服从大局,以自我牺牲来赢取集体胜利。姚雪垠写人,把人性的基本特征抹去了,情节中也有虚假,因此,这也是《李自成》不真实的一面。

  我:金庸小说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各有特点,各有短处,而《笑傲江湖》中则描绘名门正派与邪教之争,看起来是正面人物却是伪君子,看起来是邪派人物,却可爱得很。

  章培恒:文学是人学,文学要写人的复杂性,这样写,才能让读者体会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我以为小说《李自成》中有一种“三突出”的倾向,那就是正面人物李自成必须“高大全”,姚雪垠用各种艺术手法来群星拱月赞美李自成。如李自成单身赴张献忠古城会,其大义凛然,也有拔高的虚假成分。姚雪垠的写作技巧不是不高,而是他的艺术创作走偏了方向。金庸的武侠小说有虚幻的色彩,但他写人的性格与个性,是真实的,正面人物有缺点,反面人物有优点。真与假也是衡量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李自成》在总体上比不上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这种妄议也许不很安分,我写出来供大家讨论吧!

  章培恒先生撰写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据文学界评议,这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最高评价的第一篇论文。二十年后章先生自述:“讲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很平常,但是我当时(1988年)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姚雪垠地位很高,金庸的小说还是不入流的东西。我当时说得早了一点,在那时还很新鲜。”他还说:“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金庸的武侠小说至少具备了这两点。”

  章先生晚年在病中,我几次去华山医院探望他,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好多年之前自己就想写一部武侠小说,当时因为忙,现在更不可能了,只能等下一辈子了,但我下一辈子是否投胎为人,我觉得是个未知数。”

  章先生当时已病危,但他说话依旧那么幽默,那么富有个性,真让我终生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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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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