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沂澐:从著述观念看曹魏文学发展

2017-08-01 08: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沂澐

  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国事角度肯定“文章”的功能。除礼乐教化与战事武功外,文章著述也是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因素,文人通过著述即可达到生命的不朽。虽然承继《诗赋略》中强调“诗赋”与“载道”的关系,不过曹丕“载道”的内容更倾向于“个人之道”的表述,其“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重拾经学眼光鄙薄的艺术特征,直面文学所体现的个人精神,使文章功能与目的不限于经训讽谕,凸显文人剖白心志、表达思想主张、展现才性情感的需要,将文章价值与生命意义紧密相连。曹丕利用文人对于世乱时艰的共感及事功的向往,化用先秦“立言不朽”为“著述不朽”,既转变文人的价值取向,又使文章符合经学价值的要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的著述观念,及其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分析与体裁区分,显示他对“文学”有主观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训讽谕的语境,而是强调不同文体应具备不同的文学特征,此有赖于文学内容、体裁的广泛性方能展开。曹丕收建安七子之文成集既是著述不朽观念的实践,也成为魏晋时期文集编纂与文学批评的先声,但促使其明确提出编纂文集的直接原因,则是汉末以来连年的瘟疫,其中以建安文人“一时俱亡”的瘟疫最为严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这场瘟疫丧亡者甚众,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的叙述虽带有文学夸饰的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因此亡故。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弃市、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外,其余五子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皆因瘟疫亡故,邺下文学集团的一时盛况随之凋伤。感于生命易逝,曹丕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不朽的价值,无非著述而已,故编纂文集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场瘟疫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有三:其一,标志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曹氏“尚文辞”的政治文化倾向,有意识地召集文人并提供稳定的“骋才”场域。不同于汉代作为文娱消费的文士,汇聚在曹氏身边的“文学侍从”,大多亲身参与政治和征戍活动。《三国志》卷二十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王粲、刘桢、徐干亦留存行军、咏史之作。他们虽不擅于攻伐治守,但书檄往来、礼乐建设、声威宣扬及树立正统形象却多赖于文人之笔,文人亦透过文事,展现其功业理想与忧时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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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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