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沂澐:从著述观念看曹魏文学发展

2017-08-01 13: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沂澐

  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国事角度肯定“文章”的功能。除礼乐教化与战事武功外,文章著述也是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因素,文人通过著述即可达到生命的不朽。虽然承继《诗赋略》中强调“诗赋”与“载道”的关系,不过曹丕“载道”的内容更倾向于“个人之道”的表述,其“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重拾经学眼光鄙薄的艺术特征,直面文学所体现的个人精神,使文章功能与目的不限于经训讽谕,凸显文人剖白心志、表达思想主张、展现才性情感的需要,将文章价值与生命意义紧密相连。曹丕利用文人对于世乱时艰的共感及事功的向往,化用先秦“立言不朽”为“著述不朽”,既转变文人的价值取向,又使文章符合经学价值的要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的著述观念,及其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分析与体裁区分,显示他对“文学”有主观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训讽谕的语境,而是强调不同文体应具备不同的文学特征,此有赖于文学内容、体裁的广泛性方能展开。曹丕收建安七子之文成集既是著述不朽观念的实践,也成为魏晋时期文集编纂与文学批评的先声,但促使其明确提出编纂文集的直接原因,则是汉末以来连年的瘟疫,其中以建安文人“一时俱亡”的瘟疫最为严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这场瘟疫丧亡者甚众,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的叙述虽带有文学夸饰的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因此亡故。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弃市、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外,其余五子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皆因瘟疫亡故,邺下文学集团的一时盛况随之凋伤。感于生命易逝,曹丕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不朽的价值,无非著述而已,故编纂文集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场瘟疫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有三:其一,标志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曹氏“尚文辞”的政治文化倾向,有意识地召集文人并提供稳定的“骋才”场域。不同于汉代作为文娱消费的文士,汇聚在曹氏身边的“文学侍从”,大多亲身参与政治和征戍活动。《三国志》卷二十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王粲、刘桢、徐干亦留存行军、咏史之作。他们虽不擅于攻伐治守,但书檄往来、礼乐建设、声威宣扬及树立正统形象却多赖于文人之笔,文人亦透过文事,展现其功业理想与忧时之思。

  当文学之士普遍获得拔擢而逐渐在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时,经学在政治、社会文化的独尊地位开始松动,文学进入文化结构,不再是“雕虫小技”,而是可以展现才学、表达思想的流行文化;文士不再是“俳优之流”,而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与社会地位的群体。虽然邺下集团的形成到七子俱逝不过六年(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但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代表文人可借由文学获得与儒士相比肩的政治地位,是使天下文人望风附归的引领性存在;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则表示因文而显的象征性典范的殒落。其起讫是文学历史的转折点,标志文人及文学地位的上升,推动文学独立的进程,更开启魏晋六朝“集游为文”的群体性文学活动形态。

  其二,显示文学批评始于书信。文人因伤悼逝者,在往来书信间常评骘其人其作,反映当时“衡文论艺”的文学风尚,此为文学批评的发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诗文评类序》曰:“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 四库馆臣认为文学评论观点始于建安,并以曹丕《典论》为该类书籍之首。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评议建安六子的文风特色,他先述对作家的自觉认识,继而论其所善文体,突出文质相称的要求,与《典论·论文》中强调文学创作与作家才性之关系的叙述相同,即在通过对他人文学作品及写作风格的评议间,建构并完善自己的文学主张。

  曹植《与杨祖德书》中对建安六子的评议,恰与曹丕相反,认为“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而极力称赞丁廙文章,并叙述二人相互切磋指正的正向情况,继而点出当时“文人相轻”的陋习。

  从书信中的文学批评可见,时人开始出现品论文体的风气,自觉地从文学本身的特征来理解文学作品。这并不代表经学的退化,诸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在作品中表现的文学思想,或是关于“文章”写作的讨论,并未像汉儒大量使用经训讽谕,积极地将“文”纳入经学体系。相反,由于经学思想已内化至其文学作品之中,而自觉地向其归属,无须执着于引经据典,而是聚焦于写作风格、技巧及展现作家独特品行等“作文”的问题上。因此,书信中的文学批评并非为了讨伐作品或文人而出现,而是为了推崇文学从而形塑一可供模仿、比附的最高原则与理想。

  其三,推动文集编纂的流行。面对亲友短时间内先后亡故的震撼,生年苦短的焦虑促使文人再度反思立功的可行性与立言的迫切性。若文章可以济世、传世,何苦将时间消磨于犹未可知的建功立业之上?而已丧亡的故人,又该如何使其不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曹丕认为,使已故文人“可复道”的方法即是“都为一集”。“都”为总括之意,意指收集七子之文并为其编集,此“集”显然代表“文集”之意。汉代时已有“文集”的编纂,如《诗赋略》中个人作品的结集定本,或是史书中文人列传的作品纪录。特别是章帝下令集览刘苍作品、丁氏集班昭作品为《大家赞》等集览文稿的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学已逐渐走向文本化的趋势,皆已不同程度地表现“集”的性质,但大多是基于文献整理、以防作品零散的目的。

  曹丕编纂七子文集则是基于“著述传世”企图,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言及徐干,以其著《中论》成一家之言而“使此子为不朽”,余者虽善文辞,却无著作传世,故曹丕辑存七子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可道者”,通过文集延续其人的在世价值,弥补人生的短暂,这是《典论·论文》中强调“翰墨”与“篇籍”皆可实现著述不朽观念的落实。文集不仅是对文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是肯定文人可以透过文学表现生命价值的证据。借由文集实现个体生命的永恒性,而摆脱时间、空间的局限。

  曹魏“文集”和汉代“文集”最大的不同在于编集者的主观意识,涉及对文学价值的肯定、文学体裁与风格的认识,以及作者个体价值的强调。西汉已有“集览”的行为及编订目录的惯例,主要是校理国家藏书或汇集他人遗作,文人文章辑录为一编虽于史有征,其形制仍以篇计,不以集名书,仅文体稍增。而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凸显文人与作品互为表里的关系,作品体现才性,观其文,见其人,使文集“可复道”文人。其纂建安七子文集,既是文人著述观念成熟的实践,也是透过官方力量推动新的文化流行。此种文化流行并非指汇集个人文章为一编的行为,而是以“集”作为汇聚个人文章为一编的新指称,引导“以集名书”的编纂趋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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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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