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诗教”的启迪

2017-08-01 14: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山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部分,“诗教”与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风范息息相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将人格的塑造与审美联系起来,讲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文学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钢铁,但是好的文学可以感发生命,使人的生命状态获得积极健康的情态。孔子说“诗可以兴”,实际已经接触到文学一个最本质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

  ●诗歌,乃至一切文学的教育,正是启发心灵“同情”于万物的敏感,以同情心对待世界,确能生发共鸣共振之效。这一诗教传统可以通过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美育”与“德育”得以复兴,进而凝聚人心,成风化人,推动当代伟大实践

 

  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值得强调的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当代视角,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当有利于时代精神的培育。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部分,“诗教”传统与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风范更是息息相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将人格的塑造与审美联系起来,讲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诗教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

  “诗教”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经解》,原文是这样的:“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前一段,大意是说到一个国家,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出这一邦国的文化教养;一国之人较普遍地表现出待人温和宽厚的品格,就是有“诗教”的表现。后一段,则是对前一段话的必要补充:“温柔敦厚”却不至流于愚蠢,这才是“诗教”真正起作用的表现。

  近代蔡元培提倡美育,“美育”虽是新词,而美育实践其实古已有之,古代美育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教”之中。按照《礼记·经解》的交代,“诗教”的言论发于孔子。尽管有文献记载显示,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用富于审美内涵的文化作品感化人格,但孔子在“诗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位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开始用《诗经》三百篇教导学生。在《论语》中,记录着许多孔子关于《诗》的各种文化功能的言论,如孔子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学《诗》有助于与人交流沟通的作用;又如孔子对学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强调学《诗》三百篇应做到学以致用。

  然而《诗》与人格培育之间的关系,如下一段最有价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话内涵多样,涉及文学价值的多个方面。其中“多识”句,讲学《诗经》可以博物、了解自然;“可以观”则承认读《诗经》可以观察和了解社会,认识到文学有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可以群”则强调文学在凝聚群体方面的功能;“可以怨”是说诗人在困境中能表达真实情感。

  就“诗教”与人格培养的关系而言,“可以兴”最有价值,因为它承认文学可以兴发人的生命。“兴”的本义是“起”,是“兴发”,也就是振作;文学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钢铁,但是,好的文学可以感发生命,使人的生命状态获得积极健康的情调。孔子说“诗可以兴”,实际已经触碰到文学一个最本质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那么,这是否与“温柔敦厚”的说法相矛盾?并不矛盾。温柔敦厚地对待他人,是一种德性的能力,而德性能力又往往与健康积极的生命情态密切相关。

  自从先秦儒家提出“诗教”理论后,后来的儒家对其都有论述。如王阳明就在一篇名为《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的文章里这样论述“诗歌”讽诵在改善人格上的教益:“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对其间的道理,王阳明解释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强调诗歌“发其志”的人格启发意义,并特别强调诗歌适应儿童“草木萌芽”的生命特点。为此,王阳明还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如此的“诗教”才可真正起到“趋向鼓舞”、令人“中心喜悦”的作用,亦即“诗可以兴”的作用。

  诗教将道德与审美联结起来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倡美育,除受传统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康德哲学影响。康德哲学划分现象界与本体界,而蔡元培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很明显遵循的是康德关于审美可以沟通现象与本体两界的说法。这样说法的实质,是承认审美可以协调人的感性与理性。这与古代诗教,与孔子“可以兴”,与王阳明“发其志”及“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之说并不相违。然而,就以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诗教”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我以为丰子恺的《美与同情》,更可以给人更深透的启发。

  丰子恺文章讲了一位“儿童”的故事:“有一个儿童,他走进我的房间里,便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掉转来。看见我壁上的立幅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丰子恺继续写道:“我谢他:‘哥儿,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不想“哥儿”的回答发人深省:“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教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

  “哥儿”的回答令丰子恺深有感悟:“于是我恍然悟到,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学的描写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上所经营的问题。这都是同情心的发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于同类的人,或至多及于动物;但艺术家的同情非常深广,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类。”最后两句话,可谓说透了“美育”与“德育”之间的密切关联。其间最重要的是“同情”,小“哥儿”是以同情之心看待客观世界。影响了蔡元培的康德哲学论审美,也正是从万物的“合目的性”方面着眼的。

  是的,当人们面对井然有序的山川大地,面对大自然的春花秋月、风雨阳光,产生心灵愉悦时,其实都是在为大自然所显现给人类的“合目的性”的生机所感染。丰子恺所说的这位可爱的“哥儿”对“书房”一切的感受方式,也是把世界理解为活的有生机的整体,这就是“同情”的世界。他睿智地将“哥儿”的感受方式解释为“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自觉不自觉地用中国哲学语言解释了美育与德育的深刻关联。“造化之心”是古典中国哲学的常用语,《易传》所谓“天地之心”、所谓“生生之大德”不都说的是“造化之心”?能以“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看世界,其实就是古典哲学讲的这样一点:所谓“仁”,就是以“柔嫩的心肠”看世界,同情万物,民胞物与。而诗歌,乃至一切文学的教育,不也正是启发心灵“同情”于万物的敏感?道德与审美虽分属两个范畴,但在以同情心对待世界上,的确是存在共鸣共振这种关联的。

  今天,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悠久的诗教传统具有了勃兴的土壤与需求。诗教不仅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提升人格、净化精神世界,更可以通过今天所提倡和大力加强的“美育”与“德育”,复兴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凝聚人心,成风化人,推动当代伟大实践。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刘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