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军旅文学的永恒母题

2017-08-02 10:52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朱向前 徐艺嘉

  以《七律·长征》为代表的毛泽东长征诗词体现的毛泽东的英雄主义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是一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也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声和向世界宣告的英雄宣言。

  这宣言,就是诞生于炮火中的军旅文学的内在英雄气质和精神底色。英雄主义既是军旅文学的启蒙向导,也是军旅文学不变的灵魂,并在漫长的历史推演中展示出不同的叙事样态。

  从单一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

  新中国诞生之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左右,一批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作为时代主流的重头战争小说,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这些作品的价值取向有强烈同一性,受苏联卫国战争文学高亢与激昂风格的影响,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与浪漫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性和故事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潮流突变,军旅文学中的英雄情结尚在,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转变。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南线战争小说有徐怀中《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作家的关注点从单一的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开始着力描画战争对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不仅为新时期军旅文学开拓了写作空间,也为后来者如朱秀海《穿越死亡》《音乐会》等富有战争反思意味的小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以朱苏进为代表的《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炮群》等作品无形中开辟了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又一战线,与“新时期”战争小说相映生辉。这些作品中没有刺刀见红的悲壮,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平时期的军人注定是平凡的,有普通人一样的痛苦、烦恼和负担,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痛苦中坚实前进,同样表现了立体、复杂的军人形象。英雄主义的影子在这些小说中看似隐退,实则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和平环境中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的职业悖论始终存在,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达到文学应有的人文关怀,进而超越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更为开阔的艺术境界。

  在这一阶段,英雄的光环逐渐褪去,读者更能理解英雄失语后的落寞以及落寞之中的坚持。而回望历史之时,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等具有当代意识和强烈审美特色的小说,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查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企图获得一种新的接近或是诠释历史本质的途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作品之中英雄主义幻化为一种隐性图腾,以鲜活的意象性体现文学形式的张力。

  时代在延续,新的思想潮流决定了每个时段文学的不同面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个体意识崛起,一方面,以阎连科、陈怀国等人为代表的新时代作家以“农家军歌”唱响了一群农家子弟逃离土地的悲凉与迷茫,给人以“视点下沉”之感;另一方面,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弹道无痕》《决战》等作品粗线条、大泼墨,以凌厉豪放的风格闯出一条新的军旅文学之路,让新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重建成为可能。在英雄主义的基调“左顾右盼”而无所着落之时,柳建伟以一部《突出重围》横空出世,以描写一场模拟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大演习为蓝本,歌颂了当代优秀中国军人在技术落后、和平条件下长期滋养的观念陈旧、个人私欲碰撞以及外界物质利诱等因素的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气质,是对和平年代军旅文学写作思路的一次冲击。

  新世纪开启英雄主义新篇章

  新世纪以来,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一辈“新生代”军旅作家创作了一批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反映个体军人生命及情感经验的小说。这些故事大多映射作家们自我成长经验。在个体经验创作遭遇瓶颈之时,王凯、裴指海、西元等青年小说家主动寻求突破,在历史追寻和现实对照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坐标系作为自己的写作脉络,开启属于青年作家的英雄主义新叙事篇章。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有不少人对新世纪以后的英雄主义受众产生质疑,但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军旅电视剧,诸如《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作品同样能够引发全民热潮,而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风声》《十月围城》在当代时尚元素的包装下一样焕发出新的魅力。撇开类型化的叙事技巧不谈,真正打动受众的仍然是让人切实认同的英雄主义崇高美感,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等作家的军旅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视剧后获得了不俗的收视反响,这说明英雄主义仍然有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新世纪以来,军旅电视剧蓬勃兴起而长篇小说相对黯淡,出现了一批以报告文学、散文集、诗集和跨文体写作支撑的宣扬英雄主义主旋律作品。

  王树增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战争》(2009年)和《抗日战争》(2015年)以军人对军队历史独有的钟情和痴恋回望历史,以新的历史视角填补以往历史认知中的疏漏和空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建构了作家个人化、同时也是人性化的历史框架体系。

  彭荆风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2009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描述的是一场有近200万人参与的,在巴山蜀水间,跨越川、康、滇、黔四省,在广大区域上同时展开的大战役。作家运用构架长篇叙事文学的节奏感,汲取小说创作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优势,有条不紊地将众多的事件和人物连缀起来,形成一种庞大而不杂乱的文学景观。

  同获第五届“鲁奖”(2010年)殊荣的还有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和刘立云的诗歌集《烤蓝》。《藏地兵书》是军人作家王宗仁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记和体验的藏地之书。书中描述了汉藏两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贯通,表达了对把生命奉献在青藏土地上的军人的歌颂。“烤蓝”则是一种意象,是诗人“必须说出来的那种蓝”。武器由钢铁锻造,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烤蓝,而军人经过军队大熔炉的锻造,也给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烤蓝。此外,裘山山的散文集《遥远的天堂》(2006年)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桂冠,讲述西藏士兵们的光荣与梦想;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表现中俄边境一个普通军人在退役之前的坚守,具有浓厚的军人尚武意味。

  徐怀中的《底色》(2013年)复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是作家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写法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又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作品从中越两个国家亦友亦敌的不同视角来反思战争中不同民族的家国情怀,并在复杂纠结的情感中探索和彰显人性。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2009年)同样是跨文体写作,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记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宏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辛和伟大。作品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是英雄主义传播的良好示范。

  朱增泉的5卷本《战争史笔记》(2009年)可算作跨文体写作的典范。自古以来,史料类书籍的叙述体例种类繁多,而这部作品新颖之处在于,作者融合了各家体例之所长,独辟蹊径,探索出一条灵活而简易的叙事模式。作品选取了教科书般的简明结构,将大段的叙述切割成短小精悍的段落,行文明晰畅快。将不同朝代汇入整体的时代大循环中加以考察,是读者探寻古代战争史路的一把密匙。

  略作梳理不难发现,军旅文学在90年的历史中,尤其在新中国以来的征途上,根据时代特色在不同时期演奏出气象万千之乐章。旨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目标的军旅文学需要有血性、有担当的文学作品,这同样离不开英雄主义。时代发展再迅猛,其间总有一些稳定的常态,而亘古不变的精神特质才决定了足以扣动人们心弦、引领人类发展的本质力量。对于军旅文学来说,这种本质力量就是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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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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