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新诗研究的文化空间

——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2017-08-23 08: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保昌

  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入选作品,它对“五四”以降大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新诗(1917—1949)的接受历史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搜集了第一手材料,作出数据统计分析,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新诗的理解、接受状况,敞开不同时期的读者共同塑造现代重要诗人形象的过程,还原“经典”诗歌文本的遴选历程,揭示读者阅读接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及其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从读者接受角度立论,推进了我们对于现代新诗发展史的认识,填补了长期以来系统研究新诗传播接受史的学术空白,可视为中国学术之建立的重要收获。

  第一,论著从文学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面,对中国新诗的百年传播接受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它勾勒出新诗传播接受的诸种外在形态,研究了传播接受历时嬗变的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机制和话语逻辑,描述新诗人及其文本的遴选、汰选情形,探究新诗传播接受和新诗创作的复杂关系,既有具体生动的个案分析,又有逻辑思辨的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在个案分析方面,论著细致梳理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新诗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性诗人的诗作接受历史,研究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通过参与作品阐释、遴选等方式,对新诗的内在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宏观理论研究部分,以诗歌史和审美为立足点,对新诗传播接受之意义生产和经典化现象等,进行了宏观论析与理性反思,认为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作。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共同推动新诗的经典化进程。

  第二,论著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研究中国新诗,得出的一系列研究结论发人深省,令人耳目一新,从而揭开了新诗“经典化”的神秘面纱。论著认为,新诗接受是在现代传播场域里展开、完成的,包括教材、报刊、杂志、书局、新式学堂、文学选本、文学史著、社会思潮、流行风尚、审美趣味、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带有鲜明的语境色彩;新诗接受是由“读者”完成的,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专业读者引导、制约大众读者的阅读,改变着大众读者的观念和口味,而大众读者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影响着专业读者的思考和判断;新诗接受史就是民族现代诗学的凝练、建构史,对诗歌文本的阅读接受就是对其所体现的某种诗学的接受认同,从而产生相应的诗学观;期刊、出版商、学校教育、读者批评、研究著作、新诗选本、文学史著等,共同参与了新诗优秀作品的遴选,以有意无意的“合谋”方式创造经典;新诗接受史是发现、塑造“重要诗人”的历史,如胡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等自作品发表后便进入读者阅读视野,《尝试集》《女神》《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阐释,被不同倾向的新诗选本反复收录传播,被文学史叙述定位,最终成为新诗经典;读者阅读接受一定程度地制约着新诗的流变,社会政治思潮、文化风尚、时代审美趣味等直接、间接地左右着诗歌发展方向,文学社团、诗人群落、创作方法等牵引着诗潮流变,读者有时直接站出来说话,有时暗中向诗人传递信息,制约着诗人的自我认识与审美反思,使其坚持或者改变既有的探索路径与创作倾向,使某种创作倾向消歇或者强化,从而影响着新诗的发展方向。论著也对读者在接受史中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考辨,认为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使得既有的经典化历程并不纯正,产生了不少“伪经典”;同时,诗人对传媒和读者的过度关注,又会挤压诗人自我探索的空间,对传媒和读者的“俯就”直接导致了诗意的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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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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